浅谈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思想（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4:10:54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1．“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孑L子仁爱精神的最直接表述。而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则可被视为仁爱精神的直接思想来源。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孟子·尽心上》)当然，此时的仁爱精神还带着“爱有差等”的宗法等级色彩，但也正是这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而建立起来的真实、朴素、可信的仁爱思想，之后“在‘推己及人’的感性体验和‘天人一体’的理性论证的辩证统一基础上，成长为一种基于亲情而又高于亲情的伟大人类之爱”。 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 孔子对周代礼制中的家庭伦理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他通过对“仁”的阐释，以人所具有的爱人之心作为礼之哲学依据，从而把作为周代贵族家庭中的“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和下层百姓家庭中的古朴情感结合起来，为整个社会的家庭伦理找到了人性的哲学根基。他将普通百姓家庭中父母的舐犊之情加以升华，强调“孝”是子女、父母间相互关切、恩爱的真挚感情。在家庭中父亲，子女有各自的家庭责任，做到“父慈子孝”才是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孔子将“孝”与“悌”相连，提升了“悌”作为家庭伦理在调节家庭中各成员关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做到兄爱弟悌，才有可能做到“长幼有序”。在夫妻关系上，先秦儒家强调“夫义妇贞”，“夫义”包括对妻子的忠诚；而“妇贞”就是指作为妻子有守贞洁的责任。这些家庭道德也是家庭各成员应肩负的责任伦理，这种古朴的情感伦理成为改善、协调中国千百年来和谐家庭的润滑剂。 3．“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儒家以“仁”为本源，以“道”为标准，强调“内圣外王”，是为体现一种追求个人成仁成圣以及追求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内圣外王的“本”是心性修养，内圣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士往往经由“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唯义所适”的道义责任。他们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起点在自我，终点在政伦合一，以达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的高远境界为己任，勇敢地担负起济世安民的王道使命。王道是儒家学者倾其一生努力追寻的社会政治理想。正是这种王道信念向内作用形成了儒家“内圣”人格品德，向外延伸发展出了“外王”政治实践，并由此培养出了儒家知识分子“死守善道”的牺牲精神，构成了儒士社会责任意识的核心价值理念。 4．“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传》)这是有关“忧患”一词的最早出处。徐复观曾指出，“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个人道德践行的忧虑和对天下礼治的忧虑。对于个人道德践行的忧虑，孟子云：“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孟子在此担忧的就是自己不能像舜那样担负责任、为后世流传。也正是这种充满疑虑的忧患意识，成为儒家士人君子积极践行责任的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砥砺磨志、积极向上的精神来源。对天下礼治的忧虑自孔子始。孔子在面对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时就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里说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强调的是个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强烈愿望。而后的历史长河中，儒士身上具备的忧患意识往往兼具以上双重意义。宋代范仲淹发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进亦忧，退亦忧”忧国忧民的感慨，及明代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思想都是儒士忧患意识最真实的写照。他们以家国民族兴衰为己任，诚惶诚恐、孜孜不倦，彰显了其维护中华文明绵延永续的伟大献身精神和爱国情怀。 综上所述，儒家传统责任伦理思想自提出之始，历经了数千年的演化与传承。它虽不如当今责任伦理思想结构缜密，然其提倡的责任伦理道德思想却培养了国人重礼重义、能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经世济民道义责任的优秀民族性格，相信它对当代责任伦理思想的研究与践行仍有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