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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颜之乐”的儒家理想境界与其文化影响(2)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着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着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着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着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三、小议“孔颜之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通过文学表达对当代的意义  
    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甚深,与古代文化有日渐剥离的趋势。古代文学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品类繁多,对于其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内核更是博大精深,对当代文学的发展甚至于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有着重大意义。通过现代发达的媒介,传播传统道德思想有利于抵制人们膨胀的物欲,可以使整体的道德境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通过对“孔颜之乐”这种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深化,希望能够达到一种使人从功利境界提升到道德境界的效果,而这一目标,不正是文学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终极理想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