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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哲学的贫困 (3)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就连以保守著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文学了。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西方文化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作者:伍 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