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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哲学的贫困 (2)

孔孟的东西,说起来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观点与中国人又不一样。不妨甘冒“禽兽”之名,讲一讲。在中国人看来,道德其实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说起来不过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腊文化中,家庭伦理始终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个人的理智和知识的。苏格拉底认为,人内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状态。这样来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没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个老头子,躺在地上学婴儿哭,很难说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来?亚里士多德则把道德分为对个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对科学,哲学,艺术,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国人所说的道德,则只勉强接近于第一种,自我约束,而没有第二种,对第一种又将其绝对化。顾准所说的贫乏,是完全正确的。古希腊也有类似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应当享有政治权利的,参与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无趣。西方的哲学中既将知识置于道德之前,又认为如果一个人鸡鸣狗盗干坏事了,违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结果,那么就必然特别注重普及知识和教育。而中国的圣人们则认为,“民”应当“无知无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无知,又要人有德,没有“德”,就说你是“小人”啦,“难养”啦,真不容易。而且,一边说“不可使知之”,一边又说“上智下愚”,嫌你不够聪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国人实在被圣人们播弄得可以。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 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结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中国哲学始终缺少对政权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法律来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