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10:10:38 哲学研究 佚名 参加讨论
| 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中最后用了歌德的《浮士德》中的诗句作为结束：“新的冲动已经苏醒，我急忙向前，吸吮它永恒的光辉，我的前面是白昼，背后是夜晚，头上是太空，脚下是波涛。”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来说，超越左右并不意味着取消价值和立场，以及为此而必须付出的艰苦的学术工作，而是反对用政治化的道德标签来取代、阻碍和败坏真正的学术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学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以世界历史的比较视野、“科学”的研究精神、自觉的文化意识去担当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是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研究都应该追求的标杆。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坐标点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经狂飙落地，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天命。 注释： ①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②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未刊稿)。 ③[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载马克斯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④同上，第4页。 ⑤同上，第6页。 ⑥同上，第6页。 ⑦[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9年版，第9页。 ⑨同上，第10页。 ⑩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未刊稿)。 (17)[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9年版，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同上，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2年版，第145页。 (30)[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9年版，第124页。 (3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2年版，第149页。 (3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9年版，第129页。 (3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2年版，第6页。 (34)[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2009年版，第120页。 (35)参见Hanno Hardt, 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79，pp. 174-182。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斯·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同上，第486页。 (43)[德]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载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7～81页。 (44)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载《杨念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