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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2)

从以上描述不难发现,对儒学内蕴的精神价值各层面的抉发和诠释,与诠释者自身对西方精神价值的理解程度(或方面)密切相关。 三代现代新儒家对西学的回应由对抗式的,逐渐转变成理解中的对话, 汲取中的发挥。对话亦由被动变为主动。关于儒学是否是儒教,或是 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本来就是从西方文化出发的问题意识。第二代 现代新儒家借此阐明中国文化、儒家精神的特质——“内在的超越” 的问题。第三代当代新儒家增事踵华,更加主动。总之,当代新儒家 不同意把一元宗教的“外在超越”移植过来,而是充分重视儒学在凡 俗世界中体现神圣的特点,充分发挥儒学中许多未被认识的珍贵资源。
    二 唐君毅:人文涵摄超人文,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
    唐先生是最具有悲悯恻怛之心与存在实感的哲学家。他对世界各 大宗教都有相当同情的理解,认为当今世界、人类,极需宗教、道德 与哲学加以救治,主张宗教间的相互宽容、融通,企盼建立中国的新 宗教,由传统宗教精神发展出来,主要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发展出 来。
    首先,唐主张超人文与人文的和合。宗教精神是超人文的,宗教 家追求现实生命以上的另一生命,肯定超现实世界超人文世界的形上 实体,有超越的信仰,由此见宗教的神圣与庄严。同时,一切宗教事 业又与人相关,宗教家一般都从事社会人文事业。[4] 因此,宗教也 是人文的一支。在现当代,超人文的宗教精神对人文为必需。人文世 界中的人,可以相信有神。神灵世界的信仰,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使 我们不致只以物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为托命之所,可以平衡我们精神 的物化、自然化和背离人文的趋向,自觉了解人文的价值意义。[5] 儒家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使超世间与世间不二,而肯定一切人生人文 的价值。儒者不是只有干枯的神的观念,而是通过“仁”的流行,通 过人与天、人与人的精神感通以见神,体验神境。儒者的宗教情绪、 宗教精神,是通过我们对人伦、人文之爱,通过社会历史文化活动而 生发建立的。唐的思想,肯定自觉能通贯到超人文境界之人文精神, 肯定儒家之人重于文,由人文世界,以通超人文世界之天心天理的修 养之路。[6] 其次,唐主张天知与良知的和合,以良知作为判断宗教 信仰的标准。宇宙本源是天知或天心或上帝,但我们不能说天知与良 知是绝对分离的二物。良知可说只是天知之呈于我,天知只是良知的 充极其量。二者为互相保合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本体属性关系、 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良知是人的一切判断的自生之原。“依良 知为标准,可以说一切高级宗教中的超越信仰,都出自人之求至善、 至真、完满、无限、永恒之生命之要求,求拔除一切罪恶与痛苦之要 求,赏善罚恶以实现永恒的正义之要求,因而是人所当有的。”[7] “依良知的标准,我们可以说,一切高级宗教中所讲的上帝、阿拉、 梵天,在究竟义上,都不能与人的良知为二,而相隔离。”[8] 中国 古代实信天为一绝对的精神生命实在。孔子的时代,有郊祀之礼,人 民相信天,故孔孟的精神在继天的前提下偏重尽心知性立人道,融宗 教于道德。宋明时期人们不信天神,故宋明儒重立天道,即道德以为 宗教。前者承天道以开人道,后者由人道以立天道,都讲天人交贯。 [9] 儒家讲性与天道、天心与人心的不二。儒教是以人之本心本性即 天心天性的天人合一之教。儒家以良知判断和反求诸己的精神,不会 走入宗教战争、宗教对抗、宗教迷狂和盲目崇拜。
    第三,唐在儒家思想的信仰中,发现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为儒家教化的基础。这是涵宗教性而又超一般宗教的。[10]宗教并不 必以神为本,而以求价值的实现过程中的超越、圆满、悠久为本。儒 家不同于一般宗教在于它的平凡。儒家精神与一切人类高级宗教的共 同点,即是重视人生存在自己之求得一确定的安身立命之地的。儒家 肯定根据心灵的无限性、超越性形成的种种宗教信仰,而且能回头见 此信仰中的一切庄严神圣的价值,都根于吾人之本心本性。儒者在信 仰一超越的存在或境界之外,转而自信能发出此信仰的当下的本心本 性。唐氏强调儒家的自我、主体即具有超越性无限性的本心本性。[11] 儒家由人自觉其宗教精神,有高层次的自知自信。儒家的信仰中,包 含着对道德主体自身的信仰,其“重在能信者之主体之自觉一方面, 而不只重在所信之客体之被自觉的一方面”[12]. 儒家强调,肫肫之 仁种直接蕴藏在吾人的自然生命与身体形骸中,而直接为其主宰。人 之仁德充内形外,显乎动静,发乎四肢,而通于人伦庶物、家国天下。 尽伦尽制看起来平庸,实际上并不平庸,此中之心性、仁种,既超越 于此身形骸之上,又贯彻于身体形骸之中,并达之于社会关系中之他 人的精神,对他人的心性、仁种加以吹拂。其它宗教缺乏这种自信, 遂不免视此身为情欲、罪恶、苦业的渊薮。儒家则凝摄外向的信仰成 自信,自安此身,自立此命,身体力行,由近及远,把仁心一层层推 扩出去,由孝亲而敬长,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并及于禽兽草木。 仁心的流行,凝聚于具体的人伦关系上,不似基督教、佛教一往平铺 的人类观念、众生观念。人在现实的家庭、社会、国家、人类之道德 实践的层层推进中,透显了本心本性的超越无限性,并上达一种形上 的及宗教性的境界。[13]第四,唐重视发掘“三祭”的宗教意义与宗 教价值。中国人对天地、祖宗与圣贤忠烈人物的祭祀涵有宗教性。这 不是哲学理论,也不是一般道德心理与行为。祭祀对象为超现实存在, 祭祀礼仪与宗教礼仪同具有象徵意义。祭祀时,祭祀者所求的是自已 生命精神的伸展,以达于超现实的已逝世的祖宗圣贤,及整个天地, 而顺承、尊戴祖宗圣贤及天地之德。此敬此礼,可以使人超越于其本 能习惯的生活。唐主张复兴祭天地与对亲师圣贤的敬意,对人格世界、 宗教精神、宗教圣哲的崇敬。[14]通过三祭,报始返本,使吾人的精 神回到祖宗、圣贤、天地那里去,展示人的心灵超越现实的局限,具 有超越性与无限性,亦使人的心灵兼具保存与创造两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