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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对传谋的损害(2)

二、“依附性人格”对传媒的损害 
    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的终点和反馈信息的起点,受众的心理状态对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依附性人格”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对广大的受众有着强大的制约力。受众的病态敏感,和表达方式的隐蔽、羞怯以及对“权威”的崇拜与畏惧损害若中国传媒的发展,这种人格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的穿过传媒地五脏六腑,并时不时地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 
    1.它使得传媒不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 
    在2002年8月的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谈到的一个话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话题是这样引人的:中国内地的观众总是让他的节目帮忙找人,或做类似的离题很远的服务性帮助。窦文涛提到,中国内地的观众认为媒体往往具有一种权利,他能帮民众判案、打抱不平等等,在他们的心里媒体就有如是“清官大人”,但香港的观众就显得比较理智,仅仅视媒体为一份大众化的职业,是商业运作下的一个行业而已。两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窦文涛并没有解答,但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依附性人格”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记者一贯以来被大众封为或者自封为“无冕之王”,这种由职业所斌予的“权利”,被异化为“权力”,使得媒体总是以“清官”的角色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就导致了报道角度地选取呈一种“俯视”而非是“平视”的状态。相应的,惹人厌的“新闻腔”报道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受众往往拒绝接受教化式的信息。“新闻腔”总是一副刻板的面孔,即不亲切又不生动,很难吸引大众的眼球,更谈不上什么传播效果。 
    2.传播桑道被人为地阻断,回流信息只能是一纸空谈 
    人们总是习惯于受支配的地位,在电视节目的参与中,观众仅仅是完全听从于导演安排的道具而已。“小人物”的角色设定让他们拙于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意见,主体性再一次丧失。同时,人格的分裂使得反馈的信息也不真实,调查的结果不但起不到帮助的作用,还容易引起误导。回流信息在无形中被消解。 
    3.传播方式的虚假、不真实 
    受众的依附性人格表现出的“虚假参与”,往往带来节目的不真实。谈话栏目、现场娱乐报道、现场追踪等等都是时下最流行的电视节目,它们往往以观众的现场参与为味头,增加节目的卖点。大众此时成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节目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但大众是否真的就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意见呢,这一点很值得质疑。 
    “语言的背后表达的不是简单的口才问题,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作为传统的深刻烙印,“依附性人格”会制约人在镜头前的态度和表现.心理学家瓦伯纳(S-Wapner)和阿尔伯(T"Alper)发现人们往往有一种社会顾虑倾向,在大众前的各种表现与私下里表现不尽相同.镜头前的参与者,多数是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思想,转而成为权力掩映下的传声筒。卡西尔就曾提出过人们的语言能力的丧失问题。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思想,完全服从于权威。人们在镜头前总是担心自己的形象和话语的失误,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4.传播定位的偏失 
    “依附性人格”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变异为“人格的分裂”,它便得人们对待问题的态度总是表里不一,话语并非内心的真实告白。调查表明虽然大家一再声称某电视节目很平庸,但却仍然沉醉于该节目之中。所以当人们表现出对什么节目趋之若,时,要避免节目的跟风。调查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从众心理、社会顾虑倾向都会使人们的对待调查的态度不坦白,“依附性人格”的“虚假性”更是导致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依赖量化事实的传媒,在定位中难免会出现偏失。 
    5.传播的舆论控制面临巨大挑战 
    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它的匿名性、平级化、分权化等等特性,为中国人“依附性社会心理”提供了滋生壮大的环境。依附性人格往往表现为表里的不一,由于对“权”、“官”的崇拜,使得公众在公开的场合发表的言论总是对权威的附和,和一种对权力的服从,但一旦有机会的话,公众就会在私下里交换言论,广泛传播自己的意见,以期得到他人的认同。网络中的匿名和权威的缺失,使人们不再顾及对“权”、“官”的提防,网络成为言论的大卖场和众人的狂欢地。各种言论出现在网络中,并以指数级迅速扩散。中国舆论监督要想控制有力,就必须占领这片阵地。要做好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也必须要能够对网络进行正确利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