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今交融、交战下的先秦政治哲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10:10:30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回到孔子 前面已经提到，笔者关注的是早期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政治哲学。对政治哲学的关注部分是由于笔者个人性情、经历所致，部分是基于哲学上笔者对维特根斯坦等人在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当代分析哲学上的成功的确信。对西方形而上学之意义的质疑也部分地解释了笔者对早期儒家，尤其是对孔子的偏好。我们都知道，宋明儒家发展了儒家的形而上学，而新儒家在这点上基本是追随宋明儒家的。这是很多人偏好晚期儒家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意义有怀疑，那么晚期儒家的很强的形而上学倾向就成了问题。与此对照，恰恰因为早期儒家是前形而上学(pre-metaphysical)或非形而上学(ametaphysical)的，他们的哲学就变得更为可取——它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之根基；它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的锋芒还没有被形而上学的套话(jargons)所掩盖；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政治的这一事实也使它更能被持有不同形而上学观点或罗尔斯(John Rawls)所称的“全能教义”(comprehensive doctrines)的人所接受。 基于类似的考虑，笔者认为孔子的哲学在早期儒家当中是最有前途的学说。⑦孟子对晚期儒家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理应承当一定的形而上学的罪责。与此对比，孔子远没有他那么样的形而上学。比如，孟子的性善论有很强的形而上学的意味。⑧从经验上讲，我们不清楚人为什么是性善的。一定年龄前的小孩子，没有好的家庭教育的人，或天生的（如果他们确实是天生的话）变态狂徒(socio-or psycho-paths)，似乎丝毫没有对他人的同情。我们也许可以用天性(nature)与教化(nurture)的区分来解释这个经验事实。但是，天性与教化之间的分别是很随意的，故而诉诸这一分别来为孟子思想进行经验层面上的辩护的有效性是可疑的。我们能说的只是大多数人在小时候都有向善的潜能。⑨所以，孟子的这个学说就必须被当作是规范性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了上述的大多数人都有向善潜能的立场，我们就不清楚孟子与荀子及其追随者间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孔子对人性的沉默态度就显得更有智慧（《论语》，5.12⑩）。(11)与孟子对于培育本性、发展“四端”、养“浩然之气”的关注不同，孔子更重视如何从“家”这个人之发展的自然起点出发，发展和造就一个善人。在孔子的政治哲学里，对人之原初本性的形而上学的探讨被“悬搁”起来，而其指导原则是“能近取譬”、推近及远这个自然主义的思想。家庭与亲情是近在手边的，是我们把爱与同情延伸至人类以至于万物的自然起点。 孔子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非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论语》的对话体裁。《孟子》与《荀子》中也有对话，但是，在这两部经典里，孟子与荀子很明显是掌握真理的权威，而其他人只是被动的听众和偶尔问问题的学生。但在《论语》中，孔子并不是以一种声音说话的权威。基于他所对话的人与所处理的情况的不同，他在不同的情境下经常表述看似不同的思想。比如，在回答子路与冉有同样的问题时，孔子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让子路更保守些，而让冉有更激进些（《论语》，11.22）。另一个例子是，在《论语》中，一方面，孔子自己践行同时也鼓励其弟子积极从政以救世，另一方面，他又让他们不入乱邦（《论语》，8.13），并表达了过一个逍遥自在生活的愿望（《论语》，5.7,11.25，与18.6）。(12)如果我们放弃认为政治哲学是在独立于情境的意义上普适的这个观念，而把特殊之事物考虑进来，那么上面提到的表面矛盾及与其类似的矛盾就可能被解决。持有这么一个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因而就变成了否定普遍真理的相对主义者，而是意味着即使普遍真理存在的话，它们也要在不同的情境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普遍与特殊在政治哲学里同样的重要。 这一情境式的特点又引出了孔子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特点：它能更认真地对待政治中存在的张力。比如，孔子对现实主义政治家管仲与齐桓公的态度是模糊和微妙的（《论语》，3.22,14.9,14.15,14.16,与14.17）：他一方面表达了对他们主张现实或权力政治的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又赞扬他们对保护人类（华夏）文明的重要贡献。与此相对，孟子对这两个政治家则是持明确否定的态度（《孟子》，2A1与2B2）。(13) 一般来讲，有些人也许会对严肃对待孔子哲学有所保留。首先，有人会说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而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哲学与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前者具有对人类与自然问题的反思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论语》的哲学性。比如，三年之丧确实是当时的礼仪，但从《论语》17.19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讨论其正当性与意义时并未诉诸权威与习俗，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次，有人会说《论语》里缺乏哲学论辩。对此，我们应该看到，《论语》中是有哲学论辩的，但无法否认的是，《论语》中论辩的成分比后来的一些中国哲学经典和大多数西方经典要少得多。可是，如果由此否认《论语》是一本哲学书的话，实际上就等于预设了论辩是哲学思索、表达的唯一方式的教条。这一教条被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当今英美分析哲学界所广泛信奉。在这里本文无法细致地讲述为什么这个教条是错误的，而只想指出，如果我们不先在地认为论辩是哲学的唯一方法，那么我们就不会因此怀疑《论语》的哲学性。另外，即使一个哲学文献有或要求论证，也不等于它要把论证的每一个步骤都写出来。(14)所以，《论语》表面上的缺乏论证也可能是它省略了很多论证步骤的结果。 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孔子毕竟属于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代哲学家或前哲学家(proto-philosophers)，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属于哲学的“童年”。这种说法预设了哲学的进步观：通过历代大哲学家的工作积累，我们可以与终极真理走得越来越近乃至最终达到它。但是，正如在上一节里所提到的，如果我们认为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解答的永恒问题，是我们在人类生活世界中要一遍又一遍地处理的老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哲学家在历史上在前而忽略他。哲学问题的表达方式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不停地变化中。但是，尽管有时间、地点、人物上的不同，它们之间还是保持了“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也许是基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家族相似）。我们的“解答”也许看似不同，但我们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处理这些问题的“固定曲目”中的这个或那个进路。如果我们如此理解哲学，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就很少依赖于他活动的先后，而是依赖于他思想的深浅。正如本文所提到的，一个早期的哲学家甚至可能有切近哲学问题之源、切近生活世界的优势，而不像后来的哲学家，其与哲学之源的距离往往会被不同哲学学派的套话与系统所拉远。对哲学问题的这一理解也使我们看到了对话体在处理哲学问题上较之于论文体(treatises)的优越性。论文往往要提出对某一问题的解答。但是如果哲学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解决的，那么强调求索与冲突的、“模棱两可的”、微妙的对话就可能更好地处理不可说和不可解的哲学问题。(15) 总的来说，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论语》是可以被当作哲学文献来读的，是可以“接着讲”的，并且这个态度并不是外在地强加到《论语》上的。被“接着讲”的孔子（有意或无意的）对形而上学讨论的悬搁，对普遍与特殊（情境）结合的强调（这个强调由《论语》的对话体显示出来），及其自然主义和对人类生活的冲突与张力的察觉与经常是充分的处理，都使得他的政治哲学比孟子或宋明儒家的形而上学的和过度乐观的儒家版本更有吸引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