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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尼采的哲学观点之比较(1)

庄子与尼采这两位哲学家时间上古今有别,地域上分属中西,都对人生观、人的价值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他们在价值核心、对世俗的超脱、对自由的追求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但不同的观点。研究他们两人思想的哲学内涵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是很有意义的。 
    一、对自由的理解 
    庄子和尼采都把“自由”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之一,都认为自由对于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人必须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才可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但是两人批判的对象、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手段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庄子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化,在他的视野里,文化产生了“异化”,作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力量存在着。在他看来,儒家学说提倡的“仁义礼智”从表面上看是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避免争端的手段,但是实质上却成了使人道德沦丧、束缚人、使人不自由的工具。在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以前,人们头脑中没有“仁义礼智”这样的概念,人们在真实自我本性的主导下自由地生活着,头脑中也没有压迫、欺骗、争端等意识,人和外部世界保持着原始和朴素的“和谐”本真状态。在传统文化产生以后,在“圣人”的倡导和推行下,“仁义礼智”开始泛滥,人的自然本性遭到极大破坏,并在外部人为因素的胁迫下走向了僵化和桎梏,这无疑是对人自然本性的磨灭,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作为人自然本性的对立面,“仁义礼智”给至善的实现设置着障碍,使人变得虚伪,使欺诈和战争延绵不断。同时,“仁义礼智”也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国家的工具,制造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压迫。 
    庄子追求的自由状态是“逍遥游”,这同时也是他整个人生哲学的最终追求。庄子倡导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自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逍遥游”的特点是一种个体的自由,是抛开一切的依赖和凭借后的“无待”。在庄子看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有待”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达到“无待”,即抛开外物的束缚,才能达到超脱、契合自然本性的心灵自由。庄子认为想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必须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实现,借以使个体摆脱外界诸多干扰,不被外物奴役,不被传统文化和人类喜怒哀乐情绪困扰,消除阻碍人心灵自由的种种羁绊。庄子认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这里的“心斋”意即摒弃人自身的耳、心等感觉器官,不让感觉器官得到的感观表象干扰人对自然之道的体悟,要用虚无的“气”来体悟宇宙的道。对于“坐忘”庄子认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坐忘着重在“忘”,即通过对人的客观形体和感觉质料的“忘”,来摆脱自身束缚和传统文化的约束,与道相通。 
    尼采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基督教,认为其是人类获得自由之路上的首要障碍。他认为基督教否定人、人生和人的价值,尤其是否定现世生命的价值,使人变得消极、顺从,形成缺乏自信、缺乏创造力的孱弱消沉的人生观。只有“反上帝”、“反偶像”才能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获得创造力,并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尼采的理论视域中,“酒神狂欢”是其自由思想的最终境界。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强调,“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4]“酒神狂欢”是一种放纵自我的自由境界,在希腊神话中,日神代表着拘泥直觉表象,排斥人的主体性的精神,而酒神酒神则关注人的本体精神,反对表象和幻觉对人的干扰,主张直视生命中的困境和灵魂的痛苦。同时,酒神精神主张用人自身生命的冲动和创造力来解决冲突、脱离困境,解放人自身,释放人的本性,从而获得自由的状态。与庄子的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的自由观不同,尼采的自由观侧重积极与创造力,“精神三变”是尼采获得自由的主要方式。在第一个阶段,精神是骆驼,骆驼代表着生命本能和意志的坚强性,能够负担生命中的压力并抵抗苦难。精神的第二个阶段是狮子,狮子代表着一种冲创力,一种敢于否定现有权威和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在第三个阶段,精神是小孩,小孩代表一种抛弃旧价值体系并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创造精神,在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后获得真正的自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