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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历史的推进(11)

 笔者个人认为,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最为活跃、最为丰富、最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因为,迄今为止,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够超过他们的。
    五、相对于儒学历史演变的回顾来说,对儒学的未来展望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我是不敢苟同的。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1948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1958年由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197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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