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8:10:06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关于广东模式，学界已多有论说。一般均认为，广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上，市场机制较多发挥作用；在社会领域，民众自治有较大空间；而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具有改革精神。 本文拟从文化视角对广东形成上述特征的文化—政治原因略作考察。由于广东位于笔者正在构思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钱塘江以南中国”范围内，本文将把广东模式置于此一框架中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广东模式的真正特质，从中国文明复兴的角度思考广东下一步前行的应然方向。 一、为什么谈论钱塘江以南中国 为讨论便利，首先对中国进行一个文化地理学上的划分。 此处之所谓文化是指儒家文化，包括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儒家价值，及这些价值所塑造的，还有维持这些价值的种种制度，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也即儒家式秩序。 根据晚近以来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中国可划分为三大地区：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也可包括皖南、江西等地；江南地区，也即长江下游地区；除此之外地区为广义上的北方。排除个别大城市，这三个地区中，儒家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保存得最为完整，长江下游次之，北方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当代之如此地理分布，自有历史原因。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随后，大约受北方戎狄挤压，这个中心略微向南移动，而沿东西向展开。商、周活动之中心在今西安、洛阳、济南一线，也即渭河—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文明中心在此一轴线上维持了两千多年。儒家也正形成、繁荣于这一线之东、中部。 春秋时代，伴随着楚、吴之华夏化，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而由此向更南的文明扩展似乎更多是被动的，也即起因于战乱，这包括汉末三国、晋末之乱、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大乱，随后则是宋室南迁与蒙元征服。这些战乱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 在此迁移过程中，钱塘江具有特殊地位。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末大乱，江淮地域具有较高文化之士族“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这些人在吴中，也即后世之江南长期经营，拥有深厚根基。西晋灭亡，以王导为代表、原来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此处距离建业不远，较为安全，又地域宽阔，便于开发繁殖。于是，本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儒家化程度反而一跃成为当时最高者。他们扎下根，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由此，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 这种迁移具有从文化上对人口进行过滤的性质。董仲舒—汉武帝复古更化以后，儒家士君子群体逐渐扩大。他们在保持文化权威的基础上，获得社会领导地位，又在此两者基础上获得政治地位。士君子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从而构造出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家族、宗族之类血缘性的，还包括种类繁多的非血缘性组织，比如授徒、书院之类的士人社团，“乡约”之类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民间宗教组织，“水约”之类的经济互助组织。士君子依靠自己的德行、治理技艺和资源，把分散的庶民组织起来，生产和分配公共品。没有士君子，庶民是无法自行组织的。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根本贡献，也正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士君子这样一个群体。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养成士君子之目的就是治理社会，士君子就是横跨于社会、政府之间的综合性领导者。在基层社会，他们就是绅士。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讨论中国历史和社会治理问题的基本命题：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组织。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组织者是儒家士君子、绅士。因而，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血缘、地缘群体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直接由其儒家化程度所决定。 在和平时期，儒家士君子借助于其组织技艺，比如整合和维系家族团结，可以维持较好的社会治理。到战乱时代，组织就更加重要。只有那些具有较高组织化能力，因而具有较高资源动员、分配能力的群体，才能具有较强的自保能力，或者具有在必要时向南远距离迁徙的能力。 这样，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所风化的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由这一机制，中国的文明中心向南逐渐移动，儒家文化之社会分布密度也因此从北高南低转向南高北低。因为，具有最为强烈儒家信念的人群向南迁徙了，留存于北方的人口则是儒家润泽程度较低者。 另一点也相当重要：在唐以前，即便部分儒家士君子和他们直接领导的人口迁走，但仍有部分士君子存留于此，北方社会尚有领导者，儒家文化也就还具有自我恢复能力。然而，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中就会出现儒家士君子之绝对匮乏。社会因此而缺乏领导者，其被战乱破坏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由此，儒家文化的内生力就会下降。或许可以说，宋室南迁达到了这一临界点。此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而丧失了自我恢复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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