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4:10:27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如果仅从特定疑问句式导引的“应答”类看，72章占总章目约15％，份量不算大。但是，要考虑以“子曰”导引的陈述句，很可能就是相关对话（包括应答）省略了问题或背景的节写。举“三达德”的不同记录为例，《子罕》的记载是“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则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很显然，前者就是对话的节略语。很难想象这类句子不长的陈述，在那个时代会是录自篇幅很长的演讲。如果把“子曰”当作对话的遗存形式与“应答”纳为一体，它的总数达319章，占整部《论语》的比例将达近64％。[4] 完整看，语录类包括独白与对话，而对话中可分一般会话与问答。一般会话如《先进》篇：“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这种类型数目不大，同时它没有明确问题，也未必有判断，不是孔子思想的基本体现。这样看，以“应答”为核心的对话，就是《论语》中孔子论说的基本形式，是确切的判断。因此，对“应答”类的分析，是研究《论语》论说问题的焦点所在。 问答体的优点是主题明确，基本上是问人，问政，问学，问德。问人有具体与抽象两种问法，具体者如问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又如，“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抽象者则是问“成人”（《宪问》：“子路问成人”），问“士”（《子路》：“子路问曰：‘何如斯谓之士矣？’”），更多的则是问“君子”，子贡（《为政》）、子路（《宪问》）、司马牛（《颜渊》）都直接“问君子”。[5] 问政同样有具体、抽象之分（有时问礼也是问政的一种形式）。具体者如《为政》中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抽象问法集中在《颜渊》、《子路》两篇中，弟子（如子贡、子路等）与政要（齐景公、季康子等）一共9次以“问政”为题提问。问学典型的例子，是《学而》中子贡对《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及《八佾》中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提问。当然，内容最丰富的是问德，基本问题一般是问仁与问孝，问仁散见全书，问孝则集中于《为政》、《里仁》两篇。这都是读者熟知的问题，但比较而言，孝的含义明确，而仁的内容复杂，后者还涵盖着象忠、信、智、勇、义、恕、恭、让等等更具体的德目。德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与人、政两界问题交叠，有些德目即涉人格与政治，如信。从问题的轮廓看，其基本关怀集中在伦理价值上。 从问题转到回答上来，孔子的应对方式似无一定之规。以仁为例，其解答方式有三种：给出原则性论断，提出一些通例，以及释疑即对一些看似矛盾的例子作解释。[6] 然关于仁的原则性论断，如读者所熟悉的“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在应答中给出的。论政的情形也类似，同样的问题，针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场合，答案可能很不一样。而信息最丰富的论政内容，也是在应答中给出的，如“正名”观的提出：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茍而已矣！”（《子路》） 从问答类的结构看，大部分是一问一答，个别或两问两答，总之以别人提问开始，孔子回答作结。这意味着，孔子提供的解答为提问者所接受，是问答的结果。 这种情形对受启蒙或怀疑论洗礼的当代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孔子回答问题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立场的宣喻或教训，或者给出一个没经过明确推论的判断，简言之，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哪怕是不充分的理由。然而，它是有效的。这个有效不是逻辑上说理充分，而在于这些说法本身就能解决问者的问题，或者支配了他们的思想或行为。要理解这种论说的效力，不能停留于言论的逻辑层面，而要扩展到这些言论赖以产生的生活秩序上。《论语》中孔子的角色是师，师的职责是施教。而提问者分两类，大部分是弟子，还有部分“时人”，那个时代的政要。这些政要虽然不是弟子，但至少是抱着向孔子咨询问题的态度来的，即使不是崇拜者也带有几份的尊重。因此问者对答者存在一种信任或崇拜关系，密切者更类似亲子之间的关系（《先进》：“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这种信任导致对话中的问答关系，不是质疑，而是请教。《汉志》把这种会话概括为“应答”，非常准确。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孔子为师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一般情况，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条件：为师的资本（学识与人格），社会（或他人）对师的需要，以及制度性的确认。制度性确认于史无据，但孔子为师的资本很充足。论学识，他精通《诗》《书》礼乐，且“诲人不倦”，有施教的热情，《论语》的这类资料很多。论人格，那个时代的人不一定有统一的看法，但孔门弟子对孔子人格伟大深信不疑。《子罕》中，“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张》篇也记有子贡对叔孙武叔、陈子禽等人毁孔子的反驳。孔子教人的目标是成君子，只要学生认可，这就够了。至于社会对师的需要，实际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是否相信从历史或传统中能够找到安定社会的政治与生活价值的问题。这种信念的形成不是孔子肇始而是历史造就的，这从诸子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手墨子，称引《诗》《书》，喜谈三代的情况就能知道，他们分享共同的文明前提。[7] 《论语》中的孔子，论经典，谈三代，以大量历史人物作为做人施政的道德榜样，围绕在孔子周围的人是接受这个信念的。这样，孔子有为师的资本，加上有为师的条件，即愿意受教的群体。相关的对话关系，便是师与徒或教与学的关系。用后现代的说法，就是孔子拥有实际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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