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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乐驯服放纵的欲望(2)


    据此,儒家坚决反对掌握权力或财富者之纵欲。儒家此一态度还有一层非常现实的考虑:强者之纵欲一定意味弱者之性欲不能得到正常满足。汉代儒家士大夫多次上书要求减省后宫员额,比如贡禹于汉元帝初即位时奏言:今大夫诸侯,诸侯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皇帝、诸侯王、权臣广畜妻妾,必然导致两个后果:第一,有相当数量的贫困男子不能娶妻,其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无法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光棍”成了“流氓”。第二,后宫所畜女子之性欲不能得到正常满足,其心理也异常而不幸福。
    此即古人常说的“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导致这种局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徭役。《孟子·梁惠王下》称颂周之先王——太王——以己之好色推及民之好色,而做到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在孟子看来,这是一大仁政。《诗经·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十分优美,今人常讽诵之。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此诗实为怨刺之诗,如《盐铁论·繇役篇》说:“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杜》、《采薇》之所为作也。”《白虎通义·三军》也引用此章曰:“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
    在儒家看来,男女之性欲均应得到正常满足,如此,阴阳才得以和谐,而令万物通畅。政府在安排徭役时必须考虑这一点,不可令男子长期在外服役。如此,男女双方的性情就会畸变,社会秩序必陷入混乱。
    历史上的儒者也不主张取缔娼妓。野史所记曾文正公之逸事,未必没有道理。太平天国严厉禁娼,曾颁布《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故太平军所到之处,厉行禁娼。1864年夏,曾文正率军攻占南京,一面派军队追剿太平军残部,一面着手恢复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秩序,包括允许娼妓业复业。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四·江宁之妓》记载,曾文正任两江总督,“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也,因令于青溪设妓院,限以六家,并为定制,许增妓,不许增院”。文正此举固然欲借娼妓业恢复本地经济,然未尝没有借此解决某些家庭不健全者之性欲满足问题。
    性欲放纵必致社会失序
    儒家也清醒地意识到,纵欲必将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礼记·乐记》对此有系统阐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郑玄注:至,来也。知知,每物来,则又有知也,言见物多则欲益众。形,犹见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郑玄注:节,法度也。知,犹欲也。诱,犹道也,引也。躬,犹己也。理,犹性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郑玄注:穷人欲,言无所不为)。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外物作用于感官而引发欲望,欲望如不加节制,会推动人主动搜寻更多满足欲望之外物。如此,欲望与外物相互刺激,则“天理”灭矣。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天理、人欲之辨。天理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之性,人禀受之于天的性。人盲目追求欲望之满足,则可满足欲望之外物将反客为主,支配人本身,此即“人化物”,也即现代哲学所说的人之“物化”,人降格为一种物。如孔颖达所说:“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欲也。”如此,人就变成感官欲望之集合,人的理智和力量被全部用于实现感官欲望。如此,在共同体中,人们将以欲望相对,相互算计,为实现自己的感官享受之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地相互伤害。这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状态”。
    历史为这段触目惊心之论提供了诸多具体例证。比如《史纪·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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