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缘起、困境和出路（5）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8:10:10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如果我们依照蒋庆的逻辑，不论是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都有西化嫌疑，使儒学丧失自性，那么究竟造成政治儒学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呢？问题在于我们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当我们指摘新儒家变相西化的时候，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西化是不证自明的，而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绝对不应西化。这种发问本身隐含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国和西方分属不同的文明类型，但其缘发都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产物，中西两种文明类型都蕴涵有人类文明的普适性价值。全盘西化的道路固然行不通，但是这并不妨碍中西文化之间可通约性。如果我们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文明类型，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实际上便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境地。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延续了冯友兰对中西之争的解决之道，冯先生认为中西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古今之争，中国尚处于中世纪，而西方则处近代文明，是两种不同文明时代的争执。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我们忽略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自发延续性，忽略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可通约性。在这种发问方式和思维模式下，蒋庆自然可得出民主政治乃是西方社会历史的产物，民主政治有诸多弊端，我们（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必须超越之，并以王道政治来拯救、调适之，在学术上陷入了以暴制暴的境况，无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因此，克服政治儒学的困境，以超越的眼光来审视中西古今，寻求人类文明普适性的价值[55]。 走出政治儒学的困境必须明确，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给定的现代社会：我们可能在现代社会挣扎却无法逃逸，这构成了我们学术思考的限制性前提。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说是“解除魔咒”的社会，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弥漫扩张，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价值理性在现代社会逐渐被私人化、边缘化。随着全球化浪潮，工具理性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技术成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被卷进这一历程，不管意愿与否，都拥抱这一进程，争取在其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我们以西化来拒斥，甚至想转换“解除魔咒”的现代化时，实际上只看到了地域层面的差异，而没有深刻的认识到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价值系统转换问题。现代文化的扩张本性，不会因一种价值系统古老而在其面前停止脚步。前现代的文化价值系统，必须经过现代文化的洗礼、检验，才能重获新生[56]。虽然工具理性的扩张，也带来了价值相对、虚无主义等问题，但从根本上改变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文化本身，则没有任何现实性。新儒家看到了现代文化的这一方面，其新外王的诉求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因此新儒家还是表现出了开放性的心态来对待现代文化。而蒋先生在构建政治儒学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诉求，缺乏开放式思维，陷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地，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欧游心影，期望以中国文化来拯救西方文化的更为精巧的表达罢了。 构建政治儒学既要与中国文化中其它各派对话，也要与其它文明类型对话。建构政治儒学，不是关起门搞设计，搞书斋式的革命，而是要有开放的心态，尊重其它文明，尊重人类的普适价值，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对话[57]。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也必须面对儒家。古今中西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无法逃逸儒家与自由主义的争执。把儒家作为地域性文化，而把自由主义当作普适性价值，以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自由主义，这是很有问题的设问。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恶，必须借助于外在的制度予以规制；而儒家则高扬人性的光辉，赞美人类自身的价值。两者面对的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难以消解彼此的价值。那种认为将儒家与自由主义的优点机械装配起来的观点，想象力有余，历史感不足。消除自由主义和儒家的争执，寻求两者之间的对话不可避免，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对话是危险的，特别是把对话当作消解对方的策略时。“展开对话的最低要求是宽容。……我们应该承认他者，承认他者在我们与世界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发展尊敬他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将为相互参照和相互学习提供基础。”[58]蒋庆认为构建政治儒学的前提是进入政治儒学独特的解释系统—“以制说经”的解释家法，实际上关闭了与自由主义等政治哲学对话的大门。换言之，进入政治儒学的门坎是首先要相信政治儒学独特的解经家法，否则一切免谈。至于如何鉴别，由谁来鉴别这种独特解经家法的正确性，则付之阙如。对于蒋庆来说，政治儒学并不是四平八稳的学术探讨，而是要使人们信仰政治儒学，将提升到国教的地位，这样政治儒学实际上转换为政治神学。在政治神学的视野下，自由主义缺乏超验之维，是救助而不是对话的对象。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些学者，同样缺乏对儒学的同情式了解，甚至把儒学当作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59]。在“赢者通赢，输者全输”的心态与策略下，任何对话都不可能。不对话、固步自封、自封为真理的化身，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政治儒学还是自由主义都没有出路。因此，走出政治儒学困境的关键在于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必须宽容以待，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呈现两者的共性和张力，开拓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思考的精神空间。 解决政治儒学困境的具体道路，在笔者看来，首先要回归原典，进行文本的深度耕耘，寻求文本与读者的视野融合，让文本如其所是的呈现。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原典都应有深刻的了解，这样的讨论才能不流于表面，大而化之。雅斯贝尔斯：“我们应该用一种，对作者有信心，而且对所研究的学科有热爱的态度去从事阅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正文中所讲的全部认为真实而加以研读。惟有让自己完全地被它吸引，以及完全进入那门学科，而再从它的中心挣脱出来之后，才能够产生确具意义的批判。”[60]尤其要重视社会转型期思想家的研究，比如对孔孟、程朱、王阳明、章太炎、康有为、严复等。在与西方的对照中，凸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性所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究竟对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有什么意义。蒋庆先生对春秋公羊学政治智慧的发掘和阐释，最起码开启重读经典的道路和平台，对蒋庆的毁誉都难以溢出这条道路。当然，在读经中须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学院与读经的关系和权力与读经的关系。蒋庆先生非常不满于学院派，认为其窒息了儒家的实践性格。在笔者看来，在现代性社会状况下，学院建制毋宁说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在这块晦暗的领地，敞亮着中国现代社会的根基。学者的责任在于精心照料呵护这块学术自留地，在这一小块自由的王国身体力行实践儒学，进而引导社会，走向民间。笔者认为张祥龙教授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想法，值得学界重视[61]。此外，读经必需与权力保持必要的距离，以免重复近代儒学被军阀政客利用的丑剧，加速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疏离。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近代中国军阀政客对儒学的糟踏的学术前辈，对儒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心怀芥蒂、非常敏感，对当下的读经运动非常警惕，乃至反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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