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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文化与政治(8)


    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
    在对20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做了如此之长却仍然失之于简单化的概述之后,可以发现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始终无法恢复自己的文化自信,更无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回应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者朱学勤所说的:“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而这也是20世纪保守主义始终无法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是2000年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关于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倡议,不是2002年刘梦溪关于读经的倡议,而是蒋庆受人之托选编了一套少儿读经选本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一个重大契机了。蒋庆最动人的地方恰恰不在于他对儒学的专业研究,也不在于他的选编的这套读本所遵循的规则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他在为此所做的序言中透露的信息:重树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信心,而他明确指出,所谓中国文化,不是别的,就是儒家。因此,他的选本没有包括以前的“经典文库”的那些诗词、老庄一类的文本,而只有纯粹的儒家经典。比起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先驱们来,蒋庆要勇敢、自信得多,他没有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一类含糊的说法,而是明确的把儒家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而把老庄、申韩一类都判为异端。
    也就是说,蒋庆潜在的意图是重建一个儒教中国。用儒家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此来解决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而且义正词严把当代世界的“潜规则”宣判为“霸道文化”,而宣称只有中国的“王道文化”才是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唯一正道,才能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深刻危机。为此,蒋庆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传统。他把历史上的儒家传统归结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心性之学,一条是政治儒学。他声称,政治儒学、今文经学不是儒学的歧出,而是自董仲舒就开始了的儒学正宗。只不过由于宋明新儒学的主线是心性之学,而政治儒学被隐没了罢了。他虽然没有明言,但他潜在的意思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有能力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国家、文化、经济危机的并不是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新儒家,也不是1980年代文化热中冒出来的新儒家,而是康有为能今文经学家。
    应该说,这个判断至少是部分符合历史事实的。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旗帜下的新儒家们大多仍然走在心性之学的老路上,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不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是接通中西方思想,使中国传统思想能够成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一个有利条件。他们自动的放弃了儒家的政治抱负,而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层面上。而从清代开始大规模复兴的公羊学却不仅在文化上,更是在现实的政治上做出了深入的思考,竭力回应了现实问题。今文经学家魏源第一个试图用儒家思想来重构突然被颠覆了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另一个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而这两个努力的方向,即使激进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没有否认其积极意义。相比于心性之学在政治上的低能,今文经学经学在应对现实问题时要表现得灵活得多。
    2003年,蒋庆的论文集《政治儒学》作为北京三联出版社的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一种出版。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在学术上引起多少关注,但政治儒学这个提法却迅速的流传了开来。从其内容来看,这本书不象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更象是一个纲要,从对心性之学的政治低能的批判到对王道政治的重新解读,从对两种儒学传统的分梳到对政治儒学的含义的阐释,从对基本思想框架的搭建到对春秋书法的再解释,虽然不够详细,却相当完备,几乎所有这些文章的最后鹄的都指向了政治问题。换言之,比起文化来,蒋庆更关心的是政治问题。
    这本书出版以后,蒋庆并没有迅速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也没有立即展开。近一年后,蒋庆受人之托选编了一套少儿读经读本,随后接受媒体采访,宣扬自己的文化信念。这些文章迅速进入中国互联网世界。在网上,人们立刻展开了对蒋庆的口诛笔伐,俨然成为一个事件。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2001年以来的中国,所谓的公共事件往往不是从公众媒体的关注开始形成,而是从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开始的。传统媒体上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件突然在网络上被放大,引起大规模讨论,传统媒体这时再进一步追踪报道,这已经成了近几年来进行公共讨论的固定模式。
    读经运动也不例外。网上对此的讨论引起了好事的媒体的关注,并刊发了一篇把读经直斥为蒙昧、充满了火药味的批评文章。发表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所谓“民间思想”的重要阵地,这样的讨论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包括《南方周末》等媒体在内的大众报刊杂志都卷入了这场争议。围绕着要不要读经的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又出现了一次分裂。支持的一方认为,必须从传统中为自己找到更好更合理的“本土资源”,而反对的一方则针锋相对的认为,读经不仅不会有助于完成启蒙的最后任务,反而会对启蒙构成更大的障碍。虽然在网上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理性,甚至出现了谩骂和侮辱性的语言,但一部分自由派仍然很快地转向了显得“有文化”的保守主义,并成为读经运动的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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