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重建（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12:10:54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礼”是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标准的集中概括，也是社会组织形式、政治制度安排、人事交往活动的客观构建依据。社会文明的累积发展与一定礼义习惯的养成、遵循、推广、涵化密切相关，经过理性反省之后自觉遵循的礼义规范亦能成为文明发展程度的试金石。礼治影响的式微与消隐，或者无序和混乱，一方面造成了社会文化心理失范的潜在危机，一方面也为创造性地重建符合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型社会人伦规范提供了契机。如果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法必须透过礼义才能彰显，人性的尊严与庄重必须通过礼义才能维护，那么如何以批判的立场从传统礼义思想和习俗中吸取可供转化的价值资源，从而重建现代性的“礼乐社会”以恢复礼义之邦的美誉，就不能不是围绕传统与现代的一大伦理课题。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传统礼治思想有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如前所述，在国家政治的秩序化运作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方面，“礼”作为社会关系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仍能发挥其健康的正面调节作用。《左传》说: “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守国、行令、得民属政治运作秩序化要求的范畴；“和”则是实现从家庭到社会人类整体生活的和谐稳定。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也就是完成“礼”的最高价值。这自然也包括最能影响或波动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如何完善与如何和谐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生活必须讲“礼”，而讲“礼”即是讲“理”。无“礼”（理）的政治行为必然导致生活世界的紊乱与无序。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已经系统化的周礼发生空前危机的时代——社会秩序业已失范，安定力量面临动摇，人心惶惶，礼坏乐崩，天下难以收拾，人生无所适从。有感于这种全面失范的危机，孔子才强调“克己复礼”，认为必须依据“中和”精神来重新创造合理的人间秩序。“克己”有似老子“自胜者强”的自胜，能“克己”者一定能自强。但人还必须在与自身社会地位与文化角色相应的“礼”中获得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所以“克己”之外，还必须“复礼”，“复礼”即意味着遵循或履践人们普遍认同的文明规则。所以孔子的想法乃是要通过人心的道德自觉来培养自我约束的控制能力，使具有客观规范作用的周代文制重新发挥匡正社会政治秩序的功效。依照孔子的设计，要获得这种秩序化的文化调节效果，达至德治的理想化目的，就有必要把“礼”作为客观教化的工具，既重视伦理实践中的实存个体的自我修身，又关注由伦理教化开出的政治上的治国治民。孟子继孔子之后，强调民生关怀，突出人文教化，并把孔子的“仁”引进政治领域，于是“仁政”便成为儒家长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题域。而荀子则谈论隆礼贵义，把“礼”视为人类“群居和一之道”的事务准则。原因是“人生不能不群，群无分则争”(《荀子·王制》)，只有“制礼义以分之”，社会分工才能“各尽其职”，“各得其宜”，获致“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的秩序化效果(《荀子·荣辱》)。因此，“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更必须以“礼”来规范和调节，“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礼”既然如此重要，便不能不成为关涉国家命运前途的存在性根本，“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礼义者，治之始也”。脱离了礼义的正常运作轨道，就有失国丧邦——丧失政权合法性的危险。先秦思想家的这些反复论述，有似为暴秦后来“弃仁义”、 “尚苛政”的最终覆灭结果作出的预设性断言，使后世更深刻地认识到“违礼义”、 “弃伦理”的惨痛亡国教训。汉初陆贾便明白指出: “法令者所以诛恶”， “教化者所以劝善”(《新语》)。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当然应是既能消极“诛恶”又能积极“劝善”的社会；普遍平等的“诛恶”与“劝善”及其二者的互补性结合，必然会产生安定社会生活、维护国家秩序的具体实用功效。正因为“礼”对秩序化生活的作用是如此的巨大，程颐才推本溯源地把“礼”看成是整个宇宙结构的内在和谐化秩序，认为“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才有序，便顺和，失序便乖而不和”。譬如“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是乖，乖便不和”(分见《北溪字义》下及《遗书》卷十八)。礼义是人类群居生活成为可能的必备社会条件之一。从这一意义讲，只要现代人类还需要“群居和一”——即人与人之间结成群体性的互助互爱的共在性社会，礼治就有其维持人间世俗秩序的合理价值与现实意义。问题只在于如何结合现代民主与法治重新开出德治理想或“礼乐文明”，按照现代生产节律和生活交往方式的需要，根据本土文化的具体现实情况，制定出可供操作的客观礼乐习俗形态来。朱熹说: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缺乏了代表人事仪则的礼义，无论国家政治生活或民众社会结构，都只会导致无秩和紊乱。北宋程颢一次去禅寺，时逢僧人用饭，目睹他们趋进揖逊的盛况，曾颇有感叹地说: “三代威仪，尽在是矣”。由于缺乏“礼”的规范而尝尽无秩化混乱苦头，甚至连人格尊严都难以维护(譬如文革时代)的当代中国人，如果与程颢一样看见当时的情景，是否也会从内心深处发出相同的慨叹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