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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时空解读(4)


    如此,经过对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亦即中国哲学的“时空观”的理性解读,可以知晓中国哲学的时空观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时空观,其不是局限于对象性世界的外在时空解读,而是上达天道,下贯万有,贯通形上与形下,他者与自我,内在与外在的具有生生之本的哲学概念,是紧扣中国哲学“道”论的基础性概念。但中国哲学更习惯于以“阴阳”概念代替“宇宙”概念对“道”的言说,因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体系是《易》经六十四卦的逻辑体系,“卦”以阴阳爻的变化指示天地万物之理,“时空”已内化于“卦”“爻”的阴阳变化之中。故“《易》以道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再需要引入“宇宙”这一时空概念去阐释何为“道”,所以中国哲学本不注意于“时空”观念,因此“宇宙”也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
    但在当下西方理性思维横绝天下的情况下,中国人已经与西方人一样,无法通过“一阴一阳”去解读中国哲学之“道”。为使现代思维能够走进中国哲学,我们不得不启动中国哲学的(宇宙)时空观去与西方哲学对接,使现代人可以通过对“时空”的理解和解读,由西方哲学的时空观进入中国哲学的时空观,进而通过中国哲学的时空观走入中国哲学之道。但因为中西哲学的时空观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实现直接对接,故本文根据鞠曦的“时空统一论”与“形而中论”哲学原理,对中国哲学的时空观(宇宙观)与西方哲学的时空观进行对比与重新赋义,使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可以言说并承载中国哲学时空观的内涵,从而可以运用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进入中国哲学的时空观,进而去言说中国哲学之道。这种重新赋义的关键是赋予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以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生生”内涵,使之上升为一种“观”而不仅仅是西方哲学中的思维工具。中国哲学的时空观与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的根本区别就是中国哲学观念中的时空是生生的时空,是宇宙生命不断创生、成长的动态进程,而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只是理性描摹万物存在的静态的抽象概念,从而可以使理性去对这种静态的时空划界,故有“时间”与“空间”之别,其中没有万物生生的意蕴与可能。但这种赋义又不是把中国哲学的时空观念强硬嫁接于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之上,而是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应当具有,却被西方哲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所遮蔽的自在之义,故本文对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的重新赋义在表象上是把中国哲学的生生之道赋义给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但在本质上却是对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进行“解蔽”,使“时空”概念的本义昭然于天下,“时空”本无“间”,“无间时空”自“生生”,时间与空间皆从“无间时空”的人为划分而来,从而使“时空”可以成为贯穿中西哲学的公共话语。这也是鞠曦的“时空统一论”完成的任务,下文再详述之。
    概而言之,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是“有间时空”,即“时间”与“空间”的二分。既使是物理学新发展中标示着时空统一的所谓“四维时空”也是在分裂时空的基础上再言其内在关联,其研究对象只是形而下的外在器物世界,中国哲学的道论意义上的形上世界只能被排除于其时空视域之外。故西方哲学只能“拒斥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而这种“拒斥”的本质是其哲学思维的“无能”,不得不在现代走向终结。而中国哲学的“时空”是“无间时空”,即“时空本在”,也就是中国哲学之“道”,道为非对象性的贯通天地人我的形而上的宇宙生生之道。故将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上升为中国哲学的时空观,就可能通过西方哲学的时空概念进入中国哲学道论的理性解读。下面本文就以这一可以贯通中西哲学的“时空”概念进入中国哲学的时空观,去阐述中国哲学之“道”的理性内涵,其理论根据仍然是鞠曦的“时空统一论”与“形而中论”。
    三、“道”的时空解读
    明白了道为“无间时空”,就可以“无间时空”言道了,从而可以“时空”概念解读道之大化流行了,可以使现代理性思维通过“时空”概念走进中国哲学之道。“生生之谓道”,道之本为“生生”,道有“生生”之理、“生生”之用,故“无间时空”亦必内蕴此“生生”,而“道”之时空解读即为以“时空”概念言此大道“生生”之理。
    以“时空”概念言说大道生生之理,即是将“道生万物”解读为“无间时空”展开为“有间时空”之过程。而“无间时空”如何可能展开为“有间时空”呢?按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时空”只是两个抽象的概念范畴,当然无法解读出其内在如何会有生生之理。只有按照中国哲学大道生生的内在理路反观时空概念之本,才能真正可知时空本无间,而无间时空自生生。而能把中国哲学的生生之道赋义给时空概念,形成“生生”时空观,从而使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贯通起来的思维进路就是鞠曦的“形而中论”。
    中国哲学有道器之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为形而上,无形无象,既无空间可划,当然亦无时间可分;器为形而下,有形有象,从而可以对之进行空间划分,亦可根据于其空间变化之历程而进行时间划分。故以时空论之,道为形而上之无间时空,而器为形而下之有间时空。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其对象性的思维进路无法进入形而上的无间时空,即找不到本真之道,从而不得不离道而行,只能在形而下的器物世界中思维。因为对象性思维只能“看到”有间时空,却不能“看到”无间时空。如何在哲学思维中从“有间时空”进入“无间时空”,也就是从西方哲学的形而下思维进入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思维,就是当代哲学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西方哲学就无法走出“终结”的命运,而当代中国哲学也无法从西方哲学的“压迫”中再生。而这一思维进路又该如何展开呢?鞠曦的“形而中论”给出了回答,必须从人自身存在的“形而中”存在出发,把人理解为“形而中”的存在,才能向下进入“形而下”,即西方哲学的“有间时空”(器)的理解,向上进入“形而上”,即中国哲学的“无间时空”(道)的理解之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内在承诺着“形而中者谓之人”,这就是鞠曦的“形而中论”的理论核心。
    在中国哲学的思维进路中,道为形而上的存在,器为形而下的存在,而划分此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言说此道与器之分的是位于其中的人,故相对于道之形而上与器之形而下,人为形而中。在存在论上,道、器、人统一于存在,本无形上、形下与形中之分,亦无时空之别,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混混沌沌,无有(人之)言说,更不必言说。而于此混沌之存在中,人这一特殊存在却以其灵性自觉产生了自我意识,将自我从混沌中划出,并进而对天地万物进行划分与区别,从而使人类智识大开,万物皆从无别而有别,从无名而有名。而此一分别只是人之分别,而非道之分别。道并没有把人与天地万物从此混沌中排除,而是人将自己从此混沌中排除,又将天地万物从此混沌中排除,但这种排除只是一种认识论的人为划分,并不是真正脱离于大道之外,此种划分仍然是在道之大化流行之中的变化。但这种划分却足以使人失去自身存在之正,因灵性自觉将人之存在排除于大道之外而无法体认道之存在,从而体会到“无道”之感,即失去“存在”的感觉,陷入存在的“虚无”与“烦忙”之中,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被连根拔起”。所以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后来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基于对“失道”的自醒,中国哲学寻求的是如何从与道分离的状态中实现生命的回归,回归到与道合一之天地自然境界,儒家的成圣成德,道家的修道成仙,佛家的成佛做祖,无不是回归生命的本然自在,即与道合一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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