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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颜之乐”臆测(1)


    境界论在儒家传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儒家认为,圣贤之所以超出一般人,除了具备卓越的才学,还拥有高超的境界。在涉及境界论的众多论述中,“孔颜之乐”对北宋以后儒学形态的演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1)在道学家的一般观念中,孔子与颜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学术互通性?或者说颜回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2)“孔颜之乐”究竟鼓吹一种什么样的“乐”?这种“乐”能否概括为幸福?(3)自周敦颐以“主静”作为修养的基本方法之后,儒家对于“孔颜之乐”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动”的精神日渐萎缩,刚健有为的创造精神被偏于内向的境界论取代,道德理想主义超出应有范围,严重干扰了其它问题的探究与解决。 
    一
    在道学家那里,与其说“孔颜之乐”是对孔子和颜回生命境界的探求,倒不如说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向往与期待。圣人境界不过是印证自己修养的尺度,不过这个尺度是无法用客观化的标准加以确定。“孔颜之乐”是一种内证的乐趣,如果非要以“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就必须先满足这样一种前提条件:研究者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与圣人之心契合,否则就是无端揣测,甚至是胡言乱语。
    道学家的境界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直觉主义色彩,强调体认工夫的重要性,将具体知识放在第二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气象”。这种“气象”被视为由内而外浸润的结果,即所谓“德润身”。道学家追求的“德”不是僵化的道德信条,而是完全融合在生命中的道德理念和道德情感,或者说是以情理交融的心态推动自身的修养。情理交融是变化之道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才有了河南程氏将易学与“孔颜之乐”合在一起讨论的说法。程氏曾向周敦颐请教易学。周敦颐以探求“孔颜之乐”作为提升境界修养的基本方法,从而拉开了道学家偏向于内在修养的帷幕。后来,程氏向门生弟子讲述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时,指出:“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1]程氏讲述了自己的为学次第,并要求追随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从为学次第来讲,圣人不仅是贤能们努力学习的学习榜样,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既然前面已经讲过,圣人境界只能用“心”去体认,任何思量与揣度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单从文字层面来探究圣人境界,那么所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似乎留下了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这种修养方式突出了减法的实际用途:剥掉缠绕在灵明外面的束缚,减去困扰身心的念头,让主体处于一种清爽静谧的状态。这种状态与虚无、寂灭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它与生生之德融为一体,与大化流行相融无碍。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贯通在一起,一切夭寿、得失与悲欢离合都被超越。处于这种境界的人,不再是满怀疏离感的悲剧角色,而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不一定掌控权力、财富和名望,但却能在淡然的态度应对一切顺逆进退。无论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主人一直处于快乐之中。
    “孔颜之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先从“颜回喜好的学问是什么?”以及“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并非一成不变,各家有着不同理解。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相传胡瑗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非常惊诧,对程颐的观点表示赞叹。程颐点破颜回的学问真谛,对孔子赞叹颜回“好学”的原因进行剖析,指出: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于动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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