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玩偶化（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12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摘要：近代以来，国人常以目的论历史观看待历史，即以今人的目标来衡量历史，要历史为现实负责，从而导致历史玩偶化。本文以古人和今人对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评价为例，考察了历史如何被玩偶化，并指出此种做法不但曲解历史，且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害无益。 关键词：目的论历史观；玩偶化；历史；百家争鸣 一、近代对历史的玩偶化 近代以降，国人对待历史，常常按照今人的标准臆解历史，以今度古，恶之者力恶之，善之者力善之，死人成为活人的靶子或旗帜，历史成为现实分歧的战场，导致历史沦为玩偶。 将历史玩偶化的倾向，直接源自清末以来的时势变局所引发的思想变迁。在鸦片战争中，中国败于英国，失败了，就要寻找原因。至甲午战争之前，国人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因此，洋务新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西方的科技。甲午战争之后，此种制度文化的优越感迅速被打破，促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变。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②]梁漱溟曾完整地回顾了这个转变过程：“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于是变法的声更盛。”[③]于是，晚清改革就从经济（尤其是科技）扩展到政治，最终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数年，国家情势仍未见明显好转，于是，人们认为，救国家之病，要从根本做起，根本是什么？“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对的……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④]也就是说，在反思西方何以强大与中国何以孱弱时，国人先从经济原因（含科技）切入，一步一步追问到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并最终落实在文化原因。国人的最后结论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皆全面落后于西方，而根子在文化上，并形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思维方式——“反古逻辑”，即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和三者的因果关系为假设前提，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认为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⑤]在此“反古逻辑”的支持下，甲午以降，反古思潮遂起，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高潮。 当把国家衰败的原因归咎于历史后，人们就开始重新理解、解释历史。在此情形下，人们解释历史的基本方式乃是目的论的，即用目的论历史观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应向着理解者所设定的目标演进，并以该目标为标准评价历史，如果人们认为某个历史片段向着某个正面目标演进，则该历史片段就具有正面价值，值得称道；反之，如果人们认为某个历史片段向着某个负面目标演进，则该历史片段就具有负面价值，须予批评。于是，历史之成败荣辱就系于后人生活之成败荣辱。进一步，人们对待历史，形成两种立场：西化派和本位派。西化派认为，历史（文化）阻碍了科学与民主的产生，应予批判；而本位派认为，历史（文化）是可以发展出科学与民主的，应予维护。前一立场，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胡适说：“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⑥]在这种思维与思潮下，人们必定形成这种观念：将中西文化视作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新文化），就必须打倒中国本土落后的历史文化（旧文化）。此正如陈独秀所言：“要拥护 那德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⑦]后一立场，可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为代表。梁漱溟认为，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在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功能，无分好坏，中国文化早熟，目前中国需要重新倒回去走第一阶段，向西方学习。而西方目前正走在第一阶段，待以后走第二阶段时，就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所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将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⑧]而对于冯友兰，列文森曾明确地指出了其动机与实现手段，他说：“冯友兰主张融欧洲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神秘主义于一炉，以便使两种特殊的、历史的哲学通过相互取长补短，化合为一种世界哲学……对于冯友兰这样一个在哲学上颇有造诣的人来说，如此一种中西哲学的极其简略的比较，其意义只能是文化上的。它仍然是蔡元培的思路，即努力通过促使特殊的中国价值与普遍的世界价值的配合来加强中国的地位。”[⑨]普遍的世界价值即是今人所需的（目标），冯友兰正是试图通过以西解中方法（即用西方哲学解释中国古典）来建构“中国哲学”，从而证明历史包含了我们所需的目标，继而提升历史（文化）的地位，为之辩护。稍后的牟宗三（等）则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表态：“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⑩]其实，西化派与本位派这两种可谓针锋相对的立场背后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即认为历史应该对现实负责，向着今人所期望的目标前进，只不过西化派认为历史负不了责，而本位派认为历史负得了责。在不同立场之下，历史成为现实分歧的战场，任人打扮，沦为玩偶。 这里指出近代将历史玩偶化，并不意味着本文持客观历史论。本文承认，对历史的理解的确可以不同，但是，甲午之后历史解释的离谱之处在于：按照现实目标回溯历史，要历史为现实负责。从以上对两种立场的简单描述可知，两种立场对现实目标的设定都很明确，并且都认为历史应该向着现实目标前进。这种历史解释方式的关键是目的论历史观，而目的论历史观表现为历史的玩偶化。试想：在目的论历史观的驱使下，同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目的，不同时代的人更有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目的而回溯，历史能不沦为玩偶吗？既然目的论历史观是关键，下文就通过剖析目的论历史观来讨论历史的玩偶化。 以目的论历史观理解历史，在近代以降是很常见的。本文不想考察目的论历史观的泛滥范围与程度，而只想选择一个个案，论述如下主旨：考察在目的论历史观的驱动下，历史不但被玩偶化，并且这种做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害无益。 在个例选择上，本文通过古人与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为例。选择这个例子的理由是：百家争鸣是先秦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非常鲜明，流传下来的文献也比较完整；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也非常鲜明；古今对百家争鸣评论的反差非常强烈，可以凸显目的论历史观导致的历史玩偶化这一严重后果；古今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献都很常见，不会有大的误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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