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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3)


    在朱子之前,程颐曾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正宗的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13](《明道先生墓表》,表七)朱子继承了程颐关于道统的思想,他首先认为儒家的“天理民彝”不可泯灭,还必须往下传。他说:“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3](《孟子集注·尽心下》)“神会而心得”,便是理学家们据说的“心传”。因为他们继承韩愈“轲之死,其不得传焉”的说法,儒家道统一度出现了断裂,所以要接续儒家道统的话只能是通过心传。朱子认为,在孟子之后传儒家道统的人便是二程兄弟。朱子在《四书集注》篇终把二程定于一尊,他说:“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3](《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也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朱子以二程为道统传人,其理由在于二程能得“千载不传之学”。这层意思在朱子言语间时有所露。如讲气禀之说,朱子认为“千百年来无人晓得,后都黑了。到程先生后,说得方分明”[2](卷六十一)。再如“曾子说忠恕,如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关妙处。当时门弟想亦未晓得,惟孔子与曾子晓得。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2](卷二十七)。可以说,在朱子看来,二程之所以能继道统,是由于惟此二人能在千百年后而得儒家之真精神。所以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其学生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2](《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把二程与孔孟相提并论,几乎是要赋予二程以圣贤地位。
    朱子在以二程为道统传人之后,又尽量使自己和这个道统挂起钩来,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1](《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卷七十八)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朱子在此比较含蓄地说明自己得道统之嫡传,弟子们则将朱子的意思明确地提了出来。黄干《朱子行状》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14](卷八)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14](卷五)朱子门人陈淳也说:“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骛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萃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15](《严陵讲义·师友渊源》这里把北宋的几个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也都纳入了儒家道统,这个道统即是朱子后学常说的“周程之统”、“濂洛之统”或“伊洛之统”,而朱子则是这个道统的集大成者。
    对于朱子所说的道统,象山是不承认的。他说:“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扬、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万世之公,亦终不可厚诬也。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11](《与侄孙濬》,卷一)在象山看来,朱子所尊奉的伊洛诸公,虽然在学说、践履上有所成就,但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差距尚远,仍不足以继任道统。象山还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11](《语录下》,卷三十五)象山在这里对于伊洛诸公的批评还算是比较委婉的。但正如朱子批评象山时所说的“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1](《答陆子静·六》卷三十六),象山在根本上是不承认伊洛诸公的道统地位的。象山少时便认为伊川《程氏易传》说理不明。《语录》载:“复斋看伊川《易传》解‘艮其背’,问某:‘伊川说得如何?’某云:‘说得鹤突。’遂命某说,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11](《语录上》,卷三十四)当学者请教象山“性善性恶”的问题时,象山则指责说“伊洛释老,此等话不副其求”[11](《语录下》,卷三十五),象山甚至还说:“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间多有不是。”[11](同上)可见象山根本不以周程等人学术为然,故而周程等人在象山眼里也根本入不得道统。
    象山本人的道统思想则近于韩愈。象山对韩愈的道统说极为认同,他称赞说:“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何其说得如此端的。”[11](《语录上》,卷三十四)象山非常重视韩愈“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一句,他说:“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11](《与李宰》,卷十一)象山也同韩愈一样尊奉孟子,并以继孟氏之学而自任。但他也像程朱一派一样,并不把韩愈放入道统中去,而是要直接承续于孟子之后。全祖望说:象山“以不传之学为己任,以舍我其谁自居”[16](《梭山复斋学案》,卷五十七),这个评价是符合象山思想实际的。象山以继承孟子之学为统,而孔子之后,儒学有多个分枝,象山则把孔子之后的儒家分为“里出”和“外入”两种。“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11](《语录下》,卷三十五)。分儒学为内外,其目的仍在于标榜孟子之学为儒学之正统,从而表明象山本人所继承的乃为正统之学。
    对于象山的孟氏道统,因象山在道统问题上比较谨慎,故而朱子并未就象山所说之道统发表意见,但朱子对于孟子却是颇有微词的。朱子常常尊孔而非孟。如其云:
    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2](卷十九)。
    《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2](卷十九)。
    孔子教人只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圣人了[2](卷十九)。从朱子与象山各自的学术倾向来看,二人在道统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可以看出,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就其积极作用而言,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道统意识包含着弘道意识,弘扬古道或师道的意识促使后世儒者不仅以传承儒业为己任,而且还要努力把儒家事业发扬光大,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弘道意识也使他们敢于超越前辈学者的局限,而发前人所未发。但道统思想也因其狭隘的一面而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它既使丰富的儒学思想走入片面和狭隘,又因其正统意识作怪而贬斥、甚至打击异己之见的学术发展。实际上,道统思想并不局限于儒家,道统意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的负面作用也普遍存在:那种唯我独尊,视不同意见者为异端,试图以自己一家之言建立学术界权威话语(往往还要依靠学术外的因素)的作法,是学术正常发展的障碍,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应该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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