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诠释理路（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51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冯友兰也曾对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探讨。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自序”中，冯友兰写道：“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在冯友兰看来，在哲学史的探讨中，过分地探讨“政治社会环境”，不仅可能使哲学史“失于芜杂”，而且使得哲学史变得“不纯洁”，而成为对于文化进行阐述的“思想史”。在这里，冯友兰实际上是以学科分类为前提讲这番话的。若就着冯友兰的话继续讲，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这种“外在诠释”理路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理路，而不是纯正哲学的理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年）的观点使我们对此更加明确。他说：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企图从各个思想家和他的思想着手来了解思想家的态度，以求把握思想的要旨。相反地，知识社会学希望从各个不同的思想所从出的具体历史社会背景中来了解思想。 三 除了“外在诠释”的理路之外，治中国哲学史通常还有另外一种理路，即“内在诠释”（internal hermeneutic approach）。与“外在诠释”不同的是，“内在诠释”要求解释者在研究对象的思想框架中进行诠释，一般只就概念谈概念，就义理论义理，不去涉及概念、义理的时代背景，也不过多地牵涉对象的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功能。关于这两种诠释理路，胡适（1891-1962年）有过比较性的论述。他说：“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径的。”胡适所谓的“外的线索”即是“外在诠释”，其核心点在于“时势生思潮”；“内的线索”即是“内在诠释”，其核心点在于概念义理间的“逻辑路径”。关于“内在诠释”，牟宗三（1909-1995年）也有过相应的论述。他说：“讲文献的途径，第一步要通句意、通段落，然后形成一个恰当的概念，由恰当的概念再进一步，看看这一概念属于那一个方面的问题。”他还说： 黑格尔曾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互相批评而成的，因此不懂哲学史就不能懂哲学。这种讲法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大体是不错的。表面上看来，西方哲学家似乎喜于建造新系统，好像并不是叙述古人；其实那些问题都是原有的，只是再提出新的解答或解释，这就是发展，因此那些系统也不是凭空建造的。……事实上由问题来看，他也是对以前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新的解答。这就是发展。 与“外在诠释”的预设相反，“内在诠释”预设内在的理论线索是有规律可循的，时代背景等外在线索最终要通过内在线索起作用，因而认为内在线索是导致概念、义理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内在诠释”不热衷于种种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和“宏大叙事”，而更加重视文献、文本和思想、问题本身的细致学理分疏；它一般要求研究严格控制在思想的对象内进行，它重在系统内的概念、义理探讨，意在寻求概念间的联系和义理间的递进。因此，“内在诠释”一般要求研究者对思想对象系统有深切的体认和细致深刻的理解，抛开外来的框架和外在的对照而使解释和叙述自成一系统。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下，徐复观（1903-1982年）认为，凡可成为一家之言的思想必定有其基本概念以作为出发点与归结点，而这作为一家之言的思想就是这基本概念的展开。因此，我们在对某一思想进行研究时应以其概念的展开而不以时代背景的叙述为基本脉络。凡是在这种对概念的合理性、自律性和迁延性进行研究的理路下，不管“此种基本概念”是“来自观照”，还是“来自解析”，都属于“内在诠释”的理路。他说： 凡可成为一家之言的思想，必定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其出发点与归结点。此种基本概念，有的是来自实践，有的是来自观照，有的是来自解析。尽管其来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实有所得，便可经理智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种概念。概念一经成立，则概念之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断一家思想的重要准绳。 从特征上来讲，“内在诠释”是将诠释对象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即利益的语境下“解放”出来，不是“即存在以论本质”，而是“即本质以论本质”，在“本质”自身的框架内诠释本质的“内在秩序”。林同奇（1923-）具体而明确地阐明了这种“内在诠释”理路的内涵。他认为，“内在诠释”理路具体包含有三层含义：即，在研究中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对象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用“内部”而不是“外部”来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动力来自何方；用“内部”而不是“外部”来说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所采取的角度。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林同奇在讲这番话时主要是针对不同文化间的研究来谈的，因此，其文化的含义而不是哲学的含义更重些。相比较而言，余英时（1930-）的论述则要更有针对性，它是针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而言的，故其“即本质以论本质”的哲学意味更重。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自身的“一套”问题，这些问题先后的出现以及相继的解决就构成了哲学史的“内在发展”；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有线索可寻的，以此线索为研究对象的诠释维度被称为“内在的理路”。余英时说： 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 可见，“内在诠释”的理路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思想都具有自我维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意志”，其理论学说的历史进程就是这种“意志”的展开和实现过程。换言之，一种理论学说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系统”，它的发展和演变只能是这种生命结构本身不断建构和自我转化的结果。余英时说：“‘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因此，哲学史研究的使命就是寻求并阐明这些思想之间的“变迁”脉络和线索。美国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年）说：“哲学史又必须试图追踪人类思辨历史上往前推进的线索：说明称为哲学的思想观点怎样产生，各种问题和提供的解答怎样引起新的问题和答案，各个时代对于达到最后的解决有哪些进展。”(序论)另一位美国哲学史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也说：“我想讨论这些潮流中具有代表性的若干新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我采取的是观念史的方法，在风格上很接近于钱宾四先生。我找出洋溢于宋明两代新儒家论著中的中心观念，间或提到这些观念流传于东亚的文化交流时日韩两国如何对待它们的情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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