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哲理探讨（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6:10:02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继承熊氏衣钵而进一步开展道德的理想主义理路的牟宗三，对於佛教的全盘性了解强过乃师，至少很能深入天台宗与禅宗的骨髓，但是执守儒家为唯一至上之余，并不认为中国大乘佛教本质上异乎印度佛教，故在《佛性与般若》序云：「近人常说中国佛教如何如何，印度佛教如何如何，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其实只是一个佛教之继续发展。这一发展是中国和尚解除了印度社会历史习气之制约，全凭经论义理而立言。彼等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底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牟氏此说，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对在指出，中国大乘佛教未能完全超越印度佛教的极端出世主义，如同日本佛教那样彻底转向，在戒律、修行等等修正出世主义的偏差，真正实现大乘菩萨道的「生死即涅盘」或即「世俗谛即是胜义谛的落实成就」。(注11)错在牟氏忽略了以禅道为实例的中国大乘佛教，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大大发挥了世间性、日常性、大地性、审美性、当下性、机用性、实存性等等特质，确实超越了印度佛教逃避现世的倾向，且不说中国大乘佛学有其继续发展此类特质而形成名副其实的所谓「人间佛教」的潜能。(注1)牟氏站在儒家立场，不愿也不能重视此一潜能。 牟氏在该书自序又云：「即使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好像是中国人所独创，然这亦是经论所已含之境界，不过中国人心思灵活，独能感发之而已。其感发之也，是依其发展之轨道，步步逼至者，亦非偶然而来也。何尝中国化？……若谓有相同相似者，那是因为最高智慧本有相同相似者。有相同相似处，何碍其本质之异邪？人莫不饮食也，不能因佛教徒亦饮食，我须不饮食以异之。」然而牟氏并未说出，儒佛二家各别的最高智慧「本有相同相似者」，究竟在何处；他既已站在儒家优位立场，恐怕也无法说出「本有相同相似者」的个中道理，是在我所强调的生死智慧这一点上面。也就是说，儒家与佛教各别的生死智慧即是相同相似的最高智慧，理论上亦有二者各别建立的生死学予以哲理的深化，而又以相同相似的心性体认，实存地证成(existentiallyjustify) 所体悟体认到的终极真实 (不论是儒家的天命、天道、天理抑或大乘佛教的缘起性空、诸法实相、法界真如)，以及基於终极真实的终极意义 (不论是儒家的安身立命抑或大乘佛教的「生死即涅盘解脱」)。 儒佛二家合一或连同。 我已说过，儒道佛三教虽不同源，但可殊途同归。儒家传统源於天与天命的超越性宗教观念，天命观念在孟子被人本化为内在 (道德) 心性 (亦即〈中庸〉所云「天命之谓性」)， 在易庸则宇宙化为天道，儒家思想自此发展，逐渐哲理化为宋明理学，乃至今日的新儒家哲学。道家传统的源头是老子的「道」，经由庄子的超形而上学化(trans- metaphysicalization) 与实存的主体性化 (existential subjectification) 这双重思维突破，提升了道家哲理的义谛，而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渐与大乘佛学交流会通，终被融合到以临济宗为主的禅道。(注13)佛教源於释迦三十五岁时的涅盘悟觉以及四圣 谛、十二因缘等说，就本源 (历史起源与思维出发点) 言，确实与儒道二家为主的中国传统迥然不同。但是，儒道二家与中国化 (sinicized) 之後的 (天台、华严二宗为主流的)大乘佛学以及禅宗仍可殊途同归， 而於「心性体认本位的 (中国)生死学与生死智慧」契接会通。事实上，道家禅宗化而形成的禅道，以及深受禅宗影响而有三教合一强烈倾向的王阳明、王龙溪心学传统，乃为两大例证，有待我们现代学者的哲理探讨。我们可就终极关怀、终极真实与实存主体这彼此不可分离的三大生命层面，重新诠释儒道佛的根本思想，藉以发现三教所以能够契接会通於「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学与生死智慧」的理趣理据。 我在《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已指出，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与孟子的「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等，带有(徐复观氏所云)「忧患意识」意味的话语，可以概括早期儒家的终极关怀。孔子高弟曾参亦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巳，不亦远乎！」曾子又云：「鸟之将死，其呜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这些话语实蕴涵著，儒家的「忧道」关涉生死问题与生死态度，与佛教为首的世界各大宗教有不谋而合之处。也就是说，儒家与其他宗教传统的终极关怀有一契接点，即生死问题的凝视与关注，面对死亡的挑战，凭藉道德的或宗教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超克，而获安身(心)立命或解脱。只是孔子偏重世俗人间的伦理道德，虽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他独特的生死智慧，但他所真正关注的是现实人生的生命意义，不是「生」与「死」连在一起的生死(对立的精神超克)意义，故云：「未知生，焉知死」。由於孔子此一入世精神的影响，宋代大儒虽皆具有生死智慧，却无生死学的哲理探索兴趣。不过我们在张载的《正蒙》可以发现到一些并谈生死的话语，如「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等等，似乎暗示著，理学家们已有跳过孔子谈生不谈死的偏差，而并谈生死的新趋向，此一趋向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一系，更造成了开展新 儒家生死学(The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of life-and-death)的思维趋势，这很显然是深受禅宗生死观与解脱观影响的结果。 据〈王阳明年谱〉所载，阳明困居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与居」。阳明这时刚刚险过刘瑾遣人追踪而被迫托言投江自杀而终於逃脱的生死大关，却又面临龙场困厄，「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棺，自誓曰：『吾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误也。』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之旨」，到了阳明天命之年时，获得哲理的深化，正式成为「致良知之教」。〈年谱〉记云：「(阳明)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後圣』，无弗同者。」阳明自云：「某於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他的弟子王龙溪最能扣紧生死(的精神超克)问题，去体悟阳明「良知」说的生死学深意，故云：「先师(即王阳明)『良知』两字，是从万死一生中提掇出来，诚千圣秘密藏。」(《语录》卷六)由是可知，阳明良知教，有如慧能顿悟禅教，本质上实为一种生死学，如借龙溪之语，「先师良知之学(即生死学)，乃三教之灵枢」，(注14)「先师提出良知两字，范围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虚而实，至无而有。千圣至此骋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技俩。同此即是同德，异此即是异端。」(注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