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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弗莱的大文化观:来源与表征(5)

4弗莱对卡西尔的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接受与扩展,使弗莱的文化观立足于语言的系统之上。卡西尔是一位把神话、语言和艺术关联起来考察的哲学家,在卡西尔看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的所有活动中都浸润着符号特征,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而对人类而言,主要的符号便是语言与文化。对卡西尔的语言文化观的吸收,也是使弗莱形成他的大文化观的又一基础与来源。
    卡西尔在《符号 神话 文化》一书中写道:"不仅存在着科学的语法,而且还存在着艺术的语法,神话的和宗教思维的语法","我们必须不再把语法看作我们在学校所学的那种枯燥乏味的东西。"[30]卡西尔的艺术的语法,实则与弗莱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自身的"自律的语词结构"是一致的。弗莱认为"在文学中,关于事实和真实的问题,是从属为自己创造一个语词的结构这一基本文学目标,象征的符号价值从属它们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母题的结构的重要性。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遇见这样一种自足的语辞结构,我们就遇见了文学。"[31]因而弗莱对文学本身的考察放在了文学自身的传统之中,诗与诗之间便构成了一个规则系统,这种语词的规则系统,卡西尔称为语法,弗莱则称为语词套式。
    卡西尔认为人的唯一本性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 [32]。卡西尔说过"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部分";又说"人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的媒介物为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33]弗莱的观点与卡西尔非常接近,弗莱也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或建构的文化之中。弗莱在文化建构问题上对卡西尔的超越在于,弗莱更强调想像的作用。想像是弗莱学说中一个至为核心的概念,弗莱强调想像的结构力量。他认为"想像创造了现实"。[34]
    卡西尔认为语言与神话具有亲近关系。这是因为,尽管语言为我们打开了通达概念世界的第一条路途,但概念并非接近实在的唯一通道。因而,不仅具有一种概念性质的语言,同时还有在一种直观性质和意蕴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语词并非纯属语义的记号,而且还充满了形象和具体情感。概括地说,前者是推论的或逻辑的语言,后者是情感的、隐喻的语言,隐喻语言最典型的体现方式集中于神话及诗歌之中。因而卡西尔说"可以把神话定义为对宇宙所作的一种观相学解释而不是理论性或因果性解释。神话思维中的任何东西都具有一种独特的观相意味。"[35]因而"语言的思维融汇着和浸润着神话思维"。[36]那么,弗莱也认为神话思维是一种隐喻思维,同时,语言中隐喻也无处不在,有时是直接的隐喻,有时则表现为语言技巧或修辞。弗莱说:"对词语进行任何有效的运用,都永远会牵涉到词语的所有技巧问题,包括修辞方面的问题。这样,从语法到逻辑的唯一道路必横穿修辞这个中间区域。"[37]也就是说,修辞不仅与文学是不可分的,与哲学、历史等学科同样也是不可分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因为认识到了修辞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因而将最具隐喻特质的文学,摆在高于哲学与历史的本体地位。弗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认为语言中,隐喻或者说修辞普遍存在,便导致了他的立足文学的对于语言泛文学、泛美学的认识观念,因而弗莱的学说基于他的这种语言观而具备了形成他的大文化理论的又一坚实基础。
    就像尼采视几千年的文化经典为"语言和修辞的幻象",弗莱的"美学幻象说"也是尼采的这种"修辞幻象说"理论的逻辑延伸。弗莱通过语言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与文化的联系,形成了建立于语言之上的大文化观。语言本身就负载着传统。弗莱在《象征是交流的媒介》一文中写道:"每个语词都是一种具有两重背景的文字象征。首先,它是’筹码’(symbolon)的一半,必须配上它的另一半,即我们记忆中或从词典中能找到的传统含义。其次,词语又是个’征兆’(symbolos),它的含义与其所处语境有关,从而为我们提供另一线索,进而了解它所属的那个整体文字设计。"[38]每一个语词都会有外延能指与外延所指,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一个符号,而当这个符号进入另一个不同语境,进入另一层意义系统时,还会形成新的能指。可以看出,弗莱的大文化观与语言相关,他对文学、神话与语言关系的考察,显然受到卡西尔的哲学的影响。弗莱通过语言将自成体系的批评理论,打开了缺口,以此为途径而与广泛的文化视域连接起来,建立起了他宏大的文化理论。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