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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3)

人文主义其实是人类的精神要求与思想现象,在西方与东方的中国它都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人文主义这一词语还未正式确立之前,如文学历史上的屈原《离骚》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中,不是早已流荡着人文精神吗?人文主义当然有其特定的基本内涵,但作为一种精神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历史的。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期的重要关坎,人文主义几乎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晴雨表,启蒙运动车轮的纤夫,二者不是孤立而是不可分离的。如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主义者借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中世纪封建的宗教的经院哲学给以致命打击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反对君权与神道的思想武器。从我国历史看,早从孔学的、与古罗马“七艺”相似的“六艺”中,就强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文人道德教化与理想人格的“修身”。尤其明代中叶以后的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其人文精神表现了东西方相似的东西又各有特点。到了现代,在“五四”运动中借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在这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又灌注着传统的民族脊梁的人文精神,以启蒙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总之,历史事实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激荡着人文精神,有着难分难舍的“启蒙情结”。而且这种人文精神并非是人类“道德经”的最高裁判法则,也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批评标准用来对作家作品实施终极的裁决,它总是从人出发调整人文的时代定位与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来,即20世纪人文启蒙的关注点是什么?处于“初级阶段”的今日之中国,人文精神与启蒙应该投射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它应观照人的生存状态,锲而不舍地探求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之当下与长久的生存价值理想究竟是什么。关注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早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即已开始了。但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经历了“二战”这场世界浩劫之后,人的生存危机与生存价值的失落,已经成为世界人文主义者与多种学科普遍关注的一个中心。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环境对人的物与精神的双重挤压。从物的挤压说,有战争的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但“小战”从未停止过,世界不同角落时有战火硝烟而损害了清澈澄明的天空。还有世界资源的匮乏与“环境崩溃”正在使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危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与大气惨遭污染,土地向沙漠退化。难怪文艺复兴发祥地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发出了“地球处于困境”的紧急信号。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思密斯提出警告,全球生态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精神挤压说,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虽无匮乏之危而物质大大丰富了,但是人类却遭受着“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克库塞语),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而精神危机愈加深重,人类面临的危机仍然是哈姆莱特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因此,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它明确表述了20世纪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道德伦理学等人文的乃至技术科学对人之生存危机与生存意义的关注。文学亦不例外。作为人之烦恼、困惑的“润滑剂”与重塑人类灵魂的文学,对于20世纪生存价值的探询,它尤应负担更多一些更为沉重的使命。也正因如此,本世纪涌现的名家名著或隐或显地盈灌着对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关注。 
    在中国,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尤有特殊的意义。其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较,别人有的“二战”浩劫,我们也有;别人没有的,我们还多了一重竟达十年的“文革”灾难,因此对生存价值我们当有更深重的体验。其二,我们特别习惯于小农经济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朝进入工业文明,或者确切点说,进入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感到眼花缭乱而又十分陌生,于是出现价值观的混乱与人格世风的颓败。它向文学提出尖锐挑战,亟须重建商业社会中的生存信念与价值体系。其三,我们对外开放获得了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大量资金的投入,同时西方文化、后现代的生存价值观也随之而来了。其影响正面与负面同时并在,从后者看,如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基本消失(即理性的消失,真理的消失,正义的消失,尊严的消失,价值的消失),它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到处可见吗?又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里所描述的思潮,哲学方面有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有如“河滩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人类的那些“瘟疫横行的城市行将崩溃”。他们认为这不只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一切文明的终结,并推向荒唐逻辑的文学游戏。另一方面,为强调生命意识而恣写色情、暴力、冲动及非理性行为,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这种轰毁生存意义的思潮,我们在现实生活许多角落及文学作品中,不是俯拾皆是吗?每个时代都有“大众神经官能症”,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这种时代的官能症状表现为“生存无意义感”。正如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V.弗兰克尔博士在1975年国际笔会专题学术讲演中所言:“今天,人们不像弗洛依德时代那样感到性的挫折,而是面临着存在本身的挫折。今天,也不像阿德勒时代那样存在着自卑感,而是空虚感,一种生存的空虚感相随而至的生命无意义感。”所以“当代文学中,某些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成是生活无意义感的大众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弗兰克尔所指出的当代文学中播散的生存生活“无意义感”的症状,我们在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总之,对于刚刚跨入市场经济社会门槛,对于生存价值还处于相当“蒙昧”状态的人们,中国当代文学以人文启蒙精神关注生存危机与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恰恰是历史赐给我们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