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5)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10:10:03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国民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也日益凸显。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不仅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精神，而且还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的继承，从而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虽然新启蒙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它对于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并由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在正确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的基础上迅速发展。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发表了署名从贤的长篇文章《现阶段的文化工作》，强调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该文认为，民族的文化是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成果，要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把它发扬光大，用以激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该文还指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使文化运动真正成为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20](第23期)。同年《解放》周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初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对1927年至1937年间的文化运动进行了总结。李初梨在该文中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有了进步，马列主义的通俗化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他提出，现阶段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虽然李初梨只是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视为当时文化工作的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也没有具体阐述“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内涵，但他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提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为了“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7月，胡绳在名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小册子中认为，辩证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诚然，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艾思奇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尚存在着重要缺陷，例如，艾思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没有涉及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而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比较粗浅，只是强调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要举一些中国现实或中国哲学史的例子。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阐述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前奏。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了当时最全面的概括和阐释，它立即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赞同。不过，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上述引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对于毛泽东作此更改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人作过这样那样的考证和解释。在我看来，撇开其他的历史原因不谈，这一更改倒是与其上下文的表述更相契合。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新阶段》原稿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不是他最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它原本就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从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以及会后至1941年7月间张闻天、彭真、刘少奇、艾思奇、杨松、张如心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才真正完善起来，它既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包括“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只有到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得以形成。此后，这一思想又日趋完善和系统化，人们相继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重要概念。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既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论，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论断。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怎样看生命的界限(3)
- 下一篇：＂六经＂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