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2:10:38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3.言意结合——根据交际意图把握言辞的意义 从言语交际的实践看，为了确保理解的准确性，不仅需要以理（必然之理与交际准则）为根据对言辞展开辩察，还必须结合交际主体的意图、意向来准确理解所听之言辞的意义。对此，《吕氏春秋》也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言者，谓之属也。……故言不足以断事，[10] 唯知言之谓者为可。（《精谕》）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离谓》） 谓，犹意也。《列子·说符》引《吕氏春秋》，张湛解“谓”作“所以发言之旨趣”；《广雅·释言》云：“谓，指也”，指与恉同，《说文》：“恉，意也”。此即是说，上述引文中的“谓”、“意”诸字，均指主体的交际意图、意向。依《吕氏春秋》之见，言辞是用来表达言说者的意图的，而对言辞作出理解就是通过言辞去把握言说者的意图。单凭言辞还不足以决断事情，惟有把握了蕴含于言辞之中的意图，才可以做出决断，采取有效的行动。如果执著于言辞的字面意义，而忽视对言说者交际意图的把握，就会造成混乱，言语交际也就很难取得成功。 《淫辞》篇记载有楚国的柱国庄伯和他的父亲、谒者、涓人与圉人之间的一次对话，具体而形象地说明了因不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交际意图而造成的交际困难。 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 曰：“在天。” “视其奚如?” 曰：“正圆。” “视其时。” 曰：“当今。” 令谒者：“驾。” 曰：“无马。” 令涓人：“取冠。” 曰：“进上。” 问：“马齿。” 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11] 庄伯的前三问，其意均在问时辰的早晚，而其父却以“在天”、“正圆”、“当今”作答。令谒者（掌通报之官）驾，是令其通知车夫准备马匹，而谒者误以为令己备马，故答之以“无马”。令涓人（掌洁除之官）取冠，欲其从内取冠，而答以“进上”，言已进冠于君上。问马齿者，是问马之长幼，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不明庄伯问马齿之意，故以“齿十二与牙三十”对。上述言语交际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孙诒让在《吕氏春秋札迻》中有很好的分析：“此皆与所使之意不相当也”，即听话者未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交际意图。 从理论上看，《吕氏春秋》辨析言意关系所涉及的正是语言的意义问题。一般地，语句具有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字面意义，即懂得这种语言的人在看到或听到这个语句时通常所理解的意义，它往往由组成这个语句的词或词组本身的意义以及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句法规则所决定。不过，这只是语句意义的一个方面。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语句来表达不同的意图，因而在确定一个语句的意义时，就不能不考虑意向性的因素，即说话者意图在听话者心中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愿。基于对意义的如上理解，说话者所说的某个语句的意义，或者说，说话者利用这个语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语句本身的特性或语句的字面意义。如果执著于语句的字面意义（鉴其表）而无视说话者当时的语境、意图等因素（弃其意），就容易使言语交际陷入困境。以此为前提，《吕氏春秋》对言意关系所作的精辟分析——对“听言者以言观意”的强调和对“鉴其表而弃其意”的批判——其实已经触及到了当代语言哲学给予极大关注的意向性与意义的关系问题，[12]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历史演进中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成果。 四、至言去言：言语交际的限度 历史地看，辨析语句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的相互关系并未成为先秦哲学言意之辩的重点。在言意之辩的多重内涵中，哲学家们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即普通名言能否把握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 在《吕氏春秋》之前，不少哲学家已经对名言能否把握道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于形上之道的把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作为存在的终极根据，道并不构成言说的对象，故《老子》主张“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要求悬置和解构已有的经验领域的知识体系、名言系统，并以此作为把握道的前提。或许是受了道家哲学的影响，《吕氏春秋》同样认为：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13] 谓之太一。（《大乐》） 视、听均以可感知的领域为对象，所视、所听者皆是感性的现象。道因其不具有呈现于外的感性规定（不可见、不可闻、不可为状），难以归结为某种具体的对象，所以超越了现象之域，无法用名言来指称（不可为名）。 另一方面，《精谕》篇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孔子非常希望见到温伯雪子，但在见到此人后却不说话便出来了。子贡不解。孔子的回答是：“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此故事亦见于《庄子·田子方》。据成玄英《庄子疏》，温伯雪子乃楚国得道之人。这里，子贡之所以对孔子不言而出感到不可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借助普通名言可以把握和传达得道之人的存在境界。至于孔子的回答，王先谦《庄子集解》在解此句时引宣颖《南华经解》云：“目触之而知道在其身，复何所容其言说耶？”这就是说，得道之人（如孔子与温伯雪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不必借助普通名言来实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精谕》），得道之人的存在境界确有其超越普通名言的一面。 就名言与道的关系看，普通语言是名言的本然形式和原始形态。一般地说，知识经验所指向的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对象，它总是分别地把握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并以确定的名言概括认识的内容。就此而言，普通名言与知识经验之间确有其一致之处。但是，在把握普遍之道方面，普通名言则有其自身的限度：与知识经验不同，道的智慧所指向的是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它所要把握的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换言之，道的智慧所涉及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而以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为对象的普通名言，往往难以完全把握道的这种无条件性、绝对性和无限性。显然，无论是《老子》还是《吕氏春秋》，它们强调普遍之道的超越性，强调普通名言在理解和表达普遍之道方面的限度，无疑是有所见的。 从强调道与普通名言的距离出发，《老子》对名言如何表达形上之道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主张通过以否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名言来概述有关道的智慧。而《吕氏春秋》似乎更多地对主体间超名言的理解与交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前提有所涉及。“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精谕》）[14]，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便涉及到先其言而谕其意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士容》）从存在论上看，“诚”的基本含义是真实不妄即实然。骥骜、鸿鹄并不能使用人的语言，但其气质、心志却能为人所知晓，是因为它们确实具有这种气质与心志。人也是如此，确实具备了，就能够神奇般地为人所感知，这岂是普通名言所能够完全传达的。《精谕》篇指出：“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天符，指天道流行之表现。天符同，则有对天道之体认彼此相同之意。从内涵上看，无论是“诚有之”还是“天符同”，都是强调普遍之道的实有诸己，即道与个体相融合成为主体真实的存在境界。质言之，主体间之所以能够围绕存在境界而展开超名言的相互理解与交流，是因为彼此自身都能与天道相合，实现了普遍之道与个体存在的融合。以此为前提，对《吕氏春秋》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能否借助普通名言或者借助什么类型的名言来实现主体间对于存在境界的理解与交流，而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存在过程，通过主体自身的行动和实践，使这种境界在主体间得到确证和表达。 作者：晋荣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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