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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2)


    三、听说之术:成功交际的规范性要求(下)
    前文业已指出,表达与理解是言语交际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没有表达,理解就无所依傍;没有理解,表达也就是失去其意义。一个成功的言语交际,总是表现为说话者向听话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为后者准确地理解,从而产生说话者所希望的后果。为了确保理解的准确性,《吕氏春秋》又对“听术”即理解的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其中不乏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历史演进中富于原创性的见解。
    1.去尤——破除主观片面性
    历史地看,先秦哲学已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成功交际的前提之一就是准确地理解彼此的交际意图,为此就必须破除主观成见,“解蔽”,“别宥”。这一认识同样构成了《吕氏春秋》有关理解的方法和技巧的一项基本内容。一般地看,人的认识总是有其片面性,只有解除蒙蔽,克服局限,才能把握事物的全貌。另一方面,就具体的言语交际而言:

    世之听者,多有所尤。有所尤,[8] 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

    尤,依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借作“囿”,谓有所拘蔽;乡,通“向”。在言语交际中,听者往往有所局限。有所局限,则理解的结果必定谬误。导致理解不能准确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就在于人总是有所喜好,有所憎恶。这就好比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心意有所专,有所偏。这里,《吕氏春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个体的情感、欲望、意向等主观因素对于准确理解言说者的交际意图的负面影响。
    在如何破除主观片面性的问题上,《吕氏春秋》十分重视倾听的意义。《谨听》篇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来,就是为了倾听贤士们的意见,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与此相反,亡国之主却自以为聪明而目中无人,不愿倾听,于是说者不肯尽抒己见,听者自然也就把握不到正确的意见。从理解的技巧与方法角度看,对倾听的强调旨在捍卫言语交际的平等性,即交际双方应该借助礼貌的行为和言辞来保证对方平等参与交际的机会,应当允许对方自由表达其态度、主张和要求,反对用不礼貌的言辞对对方加以嘲讽、贬低,不能以任何的强制来阻碍对方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质疑等。
    2.辩察——对言辞进行分析
    事实上,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对方的交际意图,不仅需要在倾听的基础上破除自身的主观成见,还应该对对方的言辞进行仔细地分析,“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听言》)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分析——根据什么进行分析,又从哪些方面着手分析。以主体间的辩说为例,《吕氏春秋》指出:

    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当务》)
    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开春》)
    辨而不当理则伪。……理也者,是非之宗也。(《离谓》)

    辨,通“辩”,指辩说;论,通“伦”,理也。简单地说,如果辩说不合乎理,就如同精神迷乱之人乘着快马飞奔,神志癫狂之人握着利剑乱舞,必将大乱天下;相反,如果辩说合乎理,则可以判定事物的是非对错,明辨其得失利害。因此,辩说的要务就在于合乎理。
    以此为前提,理反过来也就充当着对辩说以及一般言语交际展开分析的根据。“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察传》)纵观全书,“理”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指事物所以然之故。“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审己》)大凡事物之所以如此,必有其原因。如果不知道原因,即便言语和行为合乎外物的变化,也与不知相同,最终必为外物所困。其二,指言语交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如前文所揭示的交际主体的真诚,言说内容的真实,言说方式的可理解和恰当等。《有度》篇指出:“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9] 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度,法也。在交际过程中,只有根据一定的法度、原则来分析和辨别所听之言,才能不犯错误,不被蒙蔽。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一方面要求根据理对言辞加以分析、辨别,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要防止把辩察言辞片面发展成为以辞胜人的概念游戏。“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不屈》)如果对言辞的辩察以通晓事理弄清道义为目的,那么辩察就是福;反之,如果辩察旨在掩饰错误愚弄蠢人,则辩察就是祸。所谓祸,主要是指饰非惑愚的辩察因其玩弄词句,强词夺理,容易遮蔽对真理的追求和共识的获得,“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别类》)于是通过批判以辞胜人的概念游戏,《吕氏春秋》就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理既是对言辞展开分析辨别的根据,也是辩察言辞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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