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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骂声中成长的儒家 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什么(2)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简帛《五行》篇出土后,我们从子思五行说中发现了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是,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一定距离。子思的仁、义、礼、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经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经过孟子对墨学的排拒、吸收与融合,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作者:孔德立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JBM3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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