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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骂声中成长的儒家 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什么(1)


    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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