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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6)

“问:‘孟子言情才皆美,如何?’曰:‘情本自善,其发也未有染污,何尝不善。才只是资质,亦无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时只是白也。’”“孟子言才,不以为不善。盖其意谓善,性也,只发出来者是才。若夫就气质上言,才如何无善恶?”“问:‘孟子论才专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为气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尽其才。人皆有许多才,圣人却做许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谓:‘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朱子认为,孟子言才,正如言性,是本然的,不如程子分理气来说才。孟子专指出于“性”之“才”,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才之初无不善,但人之气禀有善恶,故其才也有善恶。“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为出于性;程子自其异者言之,故以为禀于气。大抵孟子多是专以性言,故以为性善,才亦无不善。到周子、程子、张子,方始说到气上。要之,须兼是二者言之方备。”(《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程子以气之清浊论才之清浊。朱子指出,性、气虽同出于天,但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故性无不善,而才有善有不善。情、才同出于性,同属于心。情才显性,即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情才都具有能动性,使道德本性展示出来。但情是动,才是力,情是感动、发抒,才是才质、才能、能力、气力。“才”能使“事业”成就出来。
    就“心”之具性而统性,显性而统情才而言,就情、才本于性、出于性、显示性而言,就以上下两层说明情才之善与不善而言,船山与朱子并没有什么分歧。王夫之说:“唯性生情,情以显性,故人心原以资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则喜、怒、哀、乐固人心,而其未发者,则虽有四情之根,而实为道心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二)
    “才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情能屈其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聪、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应效而奔命焉。”(《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盖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其体微而其力亦微,故必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用。喜怒哀乐之情虽无自质,而其几甚速亦甚盛。故非性授以节,则才本形而下之器,蠢不敌灵,静不胜动,且听命于情以为作为辍,为攻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情以御才,才以给情。情才同原于性,性原于道,道则一而已矣。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节者也。始于道,成于性,动于情,变于才。才以就功,功以致效,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周易外传》卷四)
    按,船山指出,心包含了情、才,性行于情、才之中。心感于物而动,喜怒哀乐乘机而起,是谓“情”;情起以后,耳目心思效其能,以成乎事者,谓之“才”。人的气质之应物、显性的能力是“才”。“由情才显性,而见气之载理。气之载理为心,理为性,故情才皆原于性,皆统于心,皆出于气也。”[5]就“性与才”的关系而言:受命于天,静而无为的本体是“性”,成之于人,动而有为的功用是“才”。就“性情才”的关系而言:“才”靠“情”启动,“情”靠“性”调节;有“才”方能显性于情;“情正”可以尽才,因而尽性;“情不正”则屈才,因而不能尽性。“情”是“才”与“性”之间的中间环节。“情以御才”,似乎是指人的智力才干(今人或谓“智熵”)受到情感世界(今人或谓“情熵”)的调控。“才以给情”,似乎是指智力才干对情感生活的辅助,帮助情感乃至人的本性的达成。“才以就功”,则是“尽才”所取得的“尽性”的功劳、效果。这个公式似乎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