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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7)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 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这种“阴阳消息”的大思路再配上“五行说”,就构成了后世许多学说的基本构架,比如《黄帝内经》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五行说。《易》通过上述的“方位图”就可与“五行”相关起来。四时(春夏秋冬)对应于木火金水,季夏(《黄帝内经》叫“长夏”或“中夏”)对应中央土。于是,五行也有了时间性。而且,这时间性的关系是“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应四时的相生;其次,这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如四时(四季)的往复一样。当然,五行本身还有“相克”的关系(所谓“比相生,间相克”)。《黄帝内经》是中国影响最大、时间最古远的医书。它就以这种具有“天之时”特性的阴阳五行说为中枢,发展出了一整套藏象、经络和五运六气的医学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17] 云:“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素问·六微旨大论》道:“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可得闻乎?’歧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按照这个思想,人的五藏(心肝脾肺肾)配五行: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肾配水。所以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素问·藏器法时论》) 这样,它们就有了时间性,它们之间也就出现了相生相克的关系。而这与人的养生和治病大有关系。它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应则顺,否则逆,逆则生变,变则病”。(《素问·六微旨大论》)例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素问·四时调神大论》)考虑到春天“发陈”的特点,诊治病人和用药方式就都要顺应之。何况,五行贯通宇宙间一切事物,比如有“五色”、“五味”、“五志”等等,因而人的行为、心志(心态)和药性无不有五行,也就无不有天然的时间性。而针炙所依据的经络腧穴,与《易》有更直接的关系,是五藏六腑上应天时的方式。“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灵枢·经别》)经络有阴阳之分,每条经或络都有五个重要的腧穴,当然也配于五行五时(四时加上长夏),因而针炙取穴时要依不同的时候而刺不同的穴位。此外,按“子午流注”的学说,这十二经脉又配于十二地支或每天的十二时辰,人身的气血被认为每个时辰流注到一经之中,从寅时流注肺经直到丑时流注肝经。再将已有五行属性的五腧穴配以天干(两个天干配一个穴),于是按照干支配合的六十甲子结合方式,可推算出某一经脉中的某一穴位在什么日期的什么时辰打开,由此而引导人们的治病、养生、练功的时间安排、方位取向、药味药量的选择等等。中国人的那种几乎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讲究”和“说头”,就来源于这种发自《易》的天时观。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