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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由《大学》到《平等》(2)

在《平等》一书里,托尼使用了他在日记里就人的平等价值所写的这些话,同时批评了现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平等观。机会平等,或者说竞争机会的平等,在封建等级和贵族特权被打破以后成为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鼓吹的信条,其潜在的寓意是认可所谓平等竞争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譬如说,人的自我实现是否应该理解为在竞争之后个人利益的满足?托尼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呼吁从两个方面限定竞争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首先,人们实现自我的努力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即医疗、教育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如果一个工人子弟没有充足的营养、健康的居住环境,没有条件上一所资质优良的中学,他怎么有可能与伊顿公学的富家孩子竞争牛津或者剑桥的入学名额?其次,社会服务的成绩,即人们的社会贡献,当下我们津津乐道的“业绩”,不应该成为造成进一步不平等的诱因。即便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士,他所需要的应该是保证他快乐工作的闲暇心情和舒适环境,而不是让他脱离大众的巨额收入和奢侈生活。也就是说,在真正公平的政策下,人们在社会服务中的贡献尽管有大小,最终应该导致更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相反。收入和地位的两极分化不可避免促成富人的傲慢和穷人的怨恨,而人们如果不能进行友善的合作,社会活动的效率也必定大受影响。在讽喻牛津和剑桥贵族传统造成的等级色彩时,托尼曾经赞扬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平民气氛,认为学术界如果能够接受“自然天成的平等主义”,研究和教学工作才会有最好的气氛。用托尼引用自《箴言》的话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当然,即使是学术界的平等气氛也不可能在放任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里养成。
    因为崇尚绝对的私有物权观,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与基督教信仰和真正的平等有着内在的矛盾。托尼对物权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阐释的观点,是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贪婪之风肆虐而丢失的一个道德标准:上帝不仅让人使用大自然的事物,而且让这个权利属于所有的人,而不是让富人独占。这可以分析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私有财产并不违背自然法(人所理解的神法),而且得到人间法律的肯定,因为对私有财物,人们会更加努力去获取,会更加便利地去管理照看,而且各人自己的财物能够清楚区分开来也有利于减少人与人的纷争。另一方面,自然法要求财富为众人所用。也就是说,按照人法拥有财产的人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即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造福整个社会。反过来说,饥寒交迫的人如果被迫去拿他人的面包来吃,他并没有犯偷窃罪(阿奎那名言)。换言之,私有财产是合法的,但不是绝对的。这是基督教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法则之一。托尼在《贪婪社会》里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界定为没有社会职能的财产,认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允许资本家合法地获取巨额利润和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引发严重的阶级矛盾。他的改革思路并不是简单的所有制改造,他并不认为所有制是最根本的问题,甚至曾经反对英国工党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他的信念是,现代国家的调控能力可以引导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的经济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且只有这样,平等与和谐才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服务;企业经营的民主化,让劳动者和消费者参与私人和国家企业的管理;最终改变资本主义把权利与占有和贪婪联系起来的社会心理,把权利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就像托尼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难道对财富的鄙视态度不正是克服富有者权势的真正办法吗?”托尼这位圣公会信徒由基督宗教的人学观念引伸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疑虑和批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同时也保留了对市场经济的宽容,认为私有财产在合适的语境里能够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他在《平等》一书里面说过,社会主义的“根本信条是维护人的尊严”,而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是“把财富当作神,不把普通民众当作有尊严的人。”
    特里尔把《大学》里“财聚则民散”一语和托尼的上述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不很准确,却很优雅地借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孟子也有关于民生的著名言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熹称之为“王道”。张居正也说孟子的“何必曰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要人君用利使百姓安身和崇尚道德。国学里面关于财利的议论似乎都指向“有国家者之不可不鉴也”,为君主兴亡治乱的考虑昭然若揭。而阿奎那和托尼的关于财利的思想却由宗教的视角扩展到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和谐。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问题是,如果要借鉴传统来辅佐现代,我们应该主要倚重哪一种?二者的兼容性又有多大?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认可市场经济的正当合法性,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托尼的告诫——“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绝不要像托尼所担忧的那样,让拜金主义腐蚀自己的专业精神,守不住这一座象牙塔,把自己也贴上一个价格的标签卖了。我们也可以记住朱熹评注《孟子》时引用的一句话,“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我个人更加欣赏托尼的立场鲜明。我也不喜欢国学里充斥的帝王思想。
    《平等》一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贪婪社会》在1928年就有中文译本,尽管译文老旧,不太符合现在的汉语习惯,而《平等》一书却一直没有译本,令人遗憾。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热衷于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甚至追捧哈耶克,却冷落了托尼这样可爱的社会主义者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