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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中庸之道》(6)

(三)政治意识
    学术思想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便没有了自身的面目,转而成为某个政治群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成了政治家的拐棍。众所周知,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改造,融入阴阳家的思想,完成了其“天人感应”的系统,最终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程朱奠定了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形成了融儒道释为一体的大儒家文化,但同时也以“六经皆我注脚”的方式扭曲了孔孟文本的本意。从此以后的经典,几乎成了对官方思想的演绎。学术思想的政治化导致了学人意识的僵化和大众理解的教条化。政治的一元化导致了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滞缓,从而使主流思想失去了参照系。中庸思想被曲解,政治意识方面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六、研究中庸之道的现实意义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郑玄注《中庸》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是我们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辉煌的篇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光芒四射,为世人所瞩目。
    中庸,以“过犹不及”为核心,做人处事追求适中、守度、得当,不偏不倚为宜,不到位和越位、缺位都不合适。
    中庸,既深奥又通俗,是治国之道又是修身之法。吃饭看胃口,做饭讲火候,种庄稼要把握时令节气。治理国家,既要追求发展速度,又要兼顾社会安宁。要做到恰到好处就该讲中庸。把握中庸机制,比如实行宏观调控使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社会才能和谐。宏观调控就是一种中庸机制。经济全球化要健康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国际经济的秩序,单边主义不行,恐怖主义也不行,必须实行国际民主化。国际民主就是国际的经济生活的中庸机制。
    中庸,既不是简单地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中庸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现代科学系统论、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政治学中的统一战线等,都有中庸的部分机理在其中。中庸是古代的软科学。从一些警句中可以看出现实中人们的运用,譬如:
    “中立而不倚”(《中庸》),独立自主,不偏不倚,才是真正的强者。
    “过犹不及”(《论语》),过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样的。李瑞环主张政协工作要到位,不缺位也不越位,与此完全相合。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这是舜执政的经验,深入百姓。掌握过与不及两端,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制订合理的政策。
    “和而不同”(《论语》)。和谐相处又不盲从。
    “君子而时中”(《中庸》)。君子随时执守中庸。
    “攻乎异端”(《论语》)。批判异端邪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在位谋政。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权:秤锤,引申为权衡。这是孟子对中庸的发展。
    此外,文质彬彬、言必有中,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等,都体现了中庸的哲理。
    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学升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合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规律的和谐。
    中庸是哲学不是宗教。中庸本于《易经》,强调天地的发展与化育。可见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
    中庸、中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发展阶段,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由青铜器向铁器发展时代的哲学。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视为最高真理。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渡,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三转变”: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征则是宰相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与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贞观之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