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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3)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