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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路在何方(3)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有其高远、宏大的优点,只是又有原始性、朴素性的缺点,所以应在此基础上,吸纳西方“主客二分”,彼此分明、重自我独创的思想因素,建立一种“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新的万物一体观”。
    下面谈谈中国与西方。我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是靠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之类的东西长大的,我对中国古典的感情,至今仍然很深很深。
    我念西南联大哲学系,之所以喜欢上了西方哲学,除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堂上讲黑格尔哲学,讲“荷出污泥而不染”是辩证法,对我有影响外,还受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冯先生学贯中西,结合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重分析,把我的兴趣从中国引向了西方。
    我至今仍然把冯先生当年那个老版本的《中国哲学史》放在我的身边,不时翻阅。我近20多年来,考虑研究中西哲学和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比较多,想法也比较多,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今天这里不可能全面细讲我的观点。
    下面只简单地谈谈最近几年集中考虑的一点: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优点是重群体意识,一事当前,大家都为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家庭、家族、族群、国家等等),群策群力以共赴之,使这个群体显得有雄狮般的威力。
    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一元化之后,此种思想统治更显示了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威力,中华帝国成了几千年来的“东方巨人”。但是这里也潜藏着一个隐忧,就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过于重天人合一那种混沌的整体,强调不分人我,不分人与天,不分人与自然。此种无我、忘我之境,玄则玄矣,美则美矣,诚然高远而令人陶醉!但一个人过于沉湎于此种“天人合一”的整体之中,则不免:
    (1)把自我湮没于群体之中,缺乏自我的个性和独立创造性,每个人只会按我所属群体之“我们”的意旨而言、而行、而思,不敢言个人之所言,行个人之所行,思个人之所思。而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这个群体被封建帝王所掌控,便只能一唱亿和,像《左传》里所载晏子说的那样,君曰可,下臣则皆曰可,君曰否,则下臣皆曰否。还谈什么个人自由自主!
    (2)把自我湮没于自然整体中,以致“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意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能占主导地位。孔子虽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个别言词,但其整体思想是重人伦,轻视对自然的研究。道家思想有许多科学因素,特别是道教。但中国传统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特别是以董仲舒把孔子思想变调以后的儒家为主导。
    所以,我主张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吸纳西方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的精神,以伸张自我的独立创造性。西方通过文艺复兴,推翻了封建神权的压制,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这两大发现使西方人的自我得以突显,于是有了民主自由,有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五四”被称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为时太晚,比西方晚了几百年,而且“五四”精神后来并未得到真正的传承,人们大都讳言“五四”的自我个性解放的内涵。所以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一直压制了自我:既缺乏民主自由的思想,又缺乏伟大的科学创造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重大的科学成就)。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需要一点补课的功夫。中华传统文化史未经自我主体性精神的洗礼,就一下子跳到“无我”、“忘我”,未免是一种文化早熟的现象。早熟就需要有点补救。我几年以前,不爱用“补课”这个词,因为“补课”有亦步亦趋、步他人后尘之嫌,我甚至强调要超越自我。但自从三四年前读了我国心理学家、北大原心理系主任朱滢先生的《自我与文化》一书以后,我觉得我过去讲“超越自我”之“超越”,虽然原则上至今仍觉得应当坚持,但有点讲得太早了。
    中国人,甚至今天的年轻人,根据朱先生的“问卷调查”和“心理实验”,证明还是“互倚型自我”,而不是“独立型自我”,因而也缺乏独立创造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爱依赖他人。且不说过去,结婚是为了让父母抱孙子,就连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也比西方人较少独立自依的精神。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朱先生那本书。总之,伟大的科学理论很难从我们这样的自我中产生出来。我们倒不一定非用得诺贝尔奖作为衡量标准不可。但我觉得,堪称伟大的科学理论,伟大的科学创造发明,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巨人的伟大成就,恐难从我们这种传统的自我观中产生!传统的自我观把自我湮没于社会群体之中,湮没于自然整体之中。总之,湮没在浑沌的“天人合一”之整体中,这样的自我,无论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对于发展自然科学,都会起阻碍作用。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需要用西方的主体性哲学、独立自我的创造精神来冲击一下。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前后,从西方传来一种说法,称中国为“东方睡狮”。我觉得,我们这个几千年来的东方巨人之所以被西方称为东方睡狮,就在于缺乏自我觉醒——个性解放这个环节。一个个都沉湎于、陶醉于“无我之境”的梦乡,则整个巨人,终成睡狮,所以鸦片战争一来,清王朝也就只能节节败退。但是人家也说得好:“这个东方睡狮一旦觉醒,就会震撼世界。”睡狮的觉醒靠的是什么?是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只要加上了这一条,那对于当今之世界,真会是一个震撼。
    中华文化思想史上,争取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特立独行之士,倒也代不乏人:先秦的屈原,汉代的司马迁,魏晋的嵇康、陶渊明,以至明末的李贽,都是这样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长夜中闪耀的明星,但他们为了自我的独立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凄惨:或自投江湖,或惨遭屠杀,或就囹圄而自刎,或归隐田园。如果说西方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因个性解放较早而显得神采飞扬。那么,中国人实现自我的历史则显得十分坚凝悲壮。
    当然,吸纳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和自我独创性的精神,绝非全盘照搬。西方传统文化的缺点,或者说流弊,是自我中心主义。连他们西方人自己,例如法籍犹太哲学家列维勒斯(Levinas)都说,西方传统文化是“自我霸权主义”,太过于自负了。列维勒斯主张借上帝的彼岸性或他性来显示他人的神圣性,从而找到尊重他人的本体论根据。他想用这种尊重他人的哲学代替西方传统的自我霸权主义的哲学。这是西方人对西方传统进行自我批判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很赞成列维勒斯尊重他人的观点,但不赞成列维勒斯的彼岸性的、超验的上帝的观点。那太不现实了,有乌托邦之嫌。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现实的。我想,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有其高远、宏大的优点,只是又有原始性、朴素性的缺点,所以应在此基础上,吸纳西方“主客二分”,彼此分明、重自我独创的思想因素,建立一种“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新的万物一体观”。在此不同而相通的整体之中,一方面因承认彼此“不同”而肯定每一自我的独立自由;一方面又因承认彼此“相通”而肯定人与我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隶属,从而对他人负有责任感,尊重他人。这样,所谓“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他人各自的“自我”,具体一点说,亦即尊重他人之自我的独立自由。
    孔子讲的“仁者爱人”的“仁”德之说,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我今天把孔子的“仁者爱人”之“爱人”进一步加以延伸、发展,解读为尊重他人之“自我”,突出孔子说的“为仁由己”、“为学为己”、“和而不同”的思想方面,我想只有这样,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伟大梦想才能梦想成真,得以实现。也许只有孔子这个伟大梦想实现之日,才是“东方睡狮”完全觉醒而震撼世界之时。
    以上就是我近几年来对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些考虑和构想。抛砖引玉,衷心希望得到在座学者们的指正。
    演讲者小传: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主要著作有《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
    (此次发表时,内容略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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