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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游魂”的当代状况(5)

在关于“孝”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思维“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论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5 而且在个人与家族的关系上,家族完全抹杀了个人的位置。“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李大钊等都猛烈抨击家族制度,称其为“万恶之源”。君臣之纲的消灭,家族制度的瓦解,也就是这种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的崩溃,实际上不是损害原始的儒家“孝”的真精神,而是解放这种真精神。“孝”与“忠”联系在一起,由皇帝、宗法势力根据他们制定、因袭的“礼教”标准去规范人,使人服服帖帖、一脸死相、泯灭自我去服从家族的时候,儒家精神中的“孝”是不存在的。例如巴金的著名小说《家》中的觉新,他永远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理想去顺从家族,把自己泯灭在家族里面,只觉地做一颗棋子,螺丝钉,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他对高太爷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孝”的情感。他的传统角色使他不得不做一个作揖主义者,他有责任去“孝”,但又没有“孝”的感情,这样,“孝”便沦为虚伪无耻、自欺欺人的教条,维护这样的“孝”的建制,只会泯灭孝的情感。反之,只有把“孝”从“忠”,从家族制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救出来,还个人以主体独立性,他才能自由只觉地去孝,这种情感才能真正实现。 
    今天的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主宰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商业社会。两种社会转型就是儒家传统建制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建立的过程。随着传统建制的崩溃,儒学由僵尸中的幽灵变为“游魂”,但这种游魂并非像余英时先生担心的那样,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是还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儒学的建制也并非彻底崩溃,而是以别的建制表现为人伦关系与社会习惯继续存在。 
    三、余论:发扬儒学精神,批判儒家名教信条 
    对传统的儒家中国造成真正冲击的,决不是思想家的观念上的颠覆,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变更。目前中国人内在价值已经普遍失范,儒学的位置在“五四”开始受到观念上的冲击,在今天则由于制度的变化而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动——包括在最落后的农村中。 
    然而,儒学建制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崩溃,反之,儒学失去建制依托,反而有可能出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量,使真正的儒学精神得到弘扬。刘述先先生在《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一文中说:“儒家的超越理想是形成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成素,它影响了传统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民间习俗,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仍然绝对不能在儒家与传统之间划等号。事实上传统只体现了儒家的部分理想,基本上儒家的理想是与现实反对的。”○16 这里的“儒家的超越理想”就是指原始的从孔孟到朱陆的儒学理论,而“传统”则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及其表现,所谓儒学建制正发生在这一层面。在“五四”时期,反抗“名教”最激烈的陈独秀与“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梁漱溟的理论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尖锐。陈独秀是以历史(现实)的角度切入批判儒家在现实的名教信条,也就是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学,他赖以批判的依据在于历史事实与现实事件,而梁漱溟则是以哲学的角度切入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他赖以进行理论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儒家理想与儒学精神,而对中国文化抹杀人的批判。梁漱溟的火力丝毫不比陈独秀弱。今天我们看儒学的态度,主要就是对这两条脉络的继承,即既要批判儒家建制化后在今天仍阻碍现代化的名教信条,又要研究、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儒家在未来的命运,不仅要看现代人对“儒家超越理想”的继承情况,更要看儒学如何能够在社会生活层面发挥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