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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天论的哲学意义(5)

问国家之何以衰?日元气不复。于圣人之生,则日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几先生所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吧又何以异乎?”(《名学浅说》第六章)严复这段话可圈可点,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之论!其理论意义在于:在中国气论发展史上,严复首次从哲学与逻辑学的高度点明了气概念的前逻辑缺陷,这是一种自觉的、清醒的哲学认识,张载、王夫之等人达不到的哲学高度,严复终于达到了!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革命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哲学史上;作为思维网结的概念充满歧异与矛盾,其思想之网驳杂多失自属必然。虽然历史上众多思想家把气作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最高概念,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历代思想家始终没有对气概念作出一个共同的、规范的逻辑界定。严复所说的“几于随物可加”,描述的就是这一哲学现象。王充在《论衡无形》中说:“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天之命”。苏子瞻受其影响;认为“人之寿天在元气”。严复不同意这一观点,仰天长叹:“元气二字,到底是何物事?”(《严复集》第1206页)他对庄子“通天下一气耳”作过一个评论:“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也”。(《严复集》第 1136页)严复从逻辑学概念定义的角度,对气概念提出的批评,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揭示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缺陷—一先天性逻辑萎缩。其实中国哲学史上的基本概念都存在着这种前逻辑的缺陷,都有待于“廓清指实”。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对于古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进行了批判与改造。反观中国哲学,则缺乏这种自我否定的哲学过程。从西周太史伯阳父的“阴阳之气”,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气论,绵延两千多年,气概念的哲学性质始终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缺乏逻辑性,造成这种哲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可能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关系:其一,直观性。古代思想家对自然、社会、人生进行研究,并且进而用语言表述时,实际上所表述的只是某种与意象有关联的直接经验,从而使概念的类属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其二,象征性。这种思维方式的长处是生动、直观、意境无穷,其思维过程是多向性、跳跃性、模糊性,但这种思维方式与科学理论要求严密的逻辑规范是正相反对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个线索清晰、层层递进的概念发展演变的历程。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讨论了十个范畴,其立足点在于“本体”范畴,因而他的整个范畴学说主要是围绕“本体”而展开的,反映着事物的不同侧面的规定性。因此,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范畴、概念也具有逻辑的意义,但更主要的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康德的范畴体系则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构建的。康德认为,在人类认识的知性阶段,出现了用于进行思维活动的纯概念—一范畴。康德的范畴表给出了12个范畴,在康德看来,这些范畴与感性经验材料没有共同来源,而是先验的。正是这12个范畴,赋予零碎的、特殊的感性材料以普遍的、必然的形式。康德强调了范畴在认识过程中能动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范畴对感性知识有着改造制作的功用。康德认为范畴是先验的,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即使如此,如果清洗出其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康德的范畴理论仍不乏合理的因素。因为要想获得普遍的、必然的知识,如果没有范畴、概念这一主体造。反观中国哲学,则缺乏这种自我否定的哲学过程。从西周太史伯阳父的“阴阳之气”,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气论,绵延两千多年,气概念的哲学性质始终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