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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3)


    三、“伊尹之志”——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瓦解 
    近来错误地宣告革命已经过时、怀疑继续探讨革命道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人其知识积累仅仅停留在孔孟当年的水平上,即他们除了懂得统治者的凶残举止是诱发革命的条件外,总是弄不明白革命还可能被别的东西孕育出来。在孔孟生活的历史环境里,统治者的至上权威主要是表现为明目张胆的生杀夺与,故而孔孟自然要从政治角度去捍卫一种消极的革命观。自近现代以来,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胜利,康德式的永久和平前景开始降临到世间来了,草菅人命的独裁者身影正在接二连三地消失之中。前文已述,民主制度公开支持一个以自由结社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崛起,传统眼中的很多非法组织、地下组织纷纷被赋予了正面的形象,政治统治者的权力面临着极大的分散和制约。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和转型。于是,一方面,革命的危险的确已经减到了最低点,再讲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云云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完全有希望安下心来一个劲儿地搞建设、求发展。但另一方面,一个以社团名义向政府施压从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权的转移性的社会又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了,整个公共选择学派试图揭露的即是如何貌似合理合法地把一个群体的财富转移到别的群体手中乃是如今大多数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奥尔森关于社团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的研究表明,寄生在民主制度身下的分利集团既能够充当民主的盟友,又容易变成民主的大敌。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分利集团的问题固然是件最理想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排除革命方式对分利集团构成的致命威胁。 
    然而,无论是孔孟给出的保留消极革命观的政治理由,还是奥尔森给出的保留消极革命观的经济理由,都存在着大量有待商榷和完善的地方。既然本文侧重考察的是孔孟思想,下面我们就再分析一下其中的不足之处,对奥尔森学说的批评则拟另文进行。 
    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对革命的恐惧和防范乃是主要的基调,不少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在孔孟的眼里无不是些罪该万死的反面角色。这一褒贬倾向也辐射到了他们的消极革命观身上,即二人不仅用消极革命观去抗拒积极革命观,还用严格审查革命者资格的办法使消极革命随时可能半途夭折。依照孔孟的思路推论下去,任何一种革命实际上都将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一方面,孔孟赞许消极革命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却只准道德崇高的先知圣贤闹革命,把芸芸众生的革命权利剥夺殆尽。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孟子对公孙丑所请教的伊尹放逐大甲的困惑的回答:“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故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1](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的回答对于那些一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动机不纯之徒来说间或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棒喝,但对于大部分只愿作宁静的小草、无意作参天的大树的人们来说同样是在他们刚刚萌发寻觅一线生机的念头之际就会迎头罩下的一道致命咒符。 
    凭资格、身份、地位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权参加革命的做法引起的后果是及其严重的。 
    第一,革命的机会因人而异的做法为后儒歪曲扼杀孔孟的消极革命精神提供了便利指南。单单在一部朱注四书的注引中我们即可随手圈出一些诸如此类的例证来。请听:“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以上是有人在评点孟子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那一段话。再请听:“常道人皆可守,权非体道者不能用也。盖权出于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则天下之罪人也。”以上是有人在评点孟子根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替舜的不告而娶之举作的辩解……这些人并未无中生有。对《中庸》所载的孔子“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一语不是还可以轻易地进一步理解为“如果不是圣者,即使能这样干也不许干”吗?大到安邦定国、小到恋爱婚姻,判断干一件事情到底算不算道德依照的竟然是干那件事的人是谁,而不是该事情是在什么情形下干的,这哪里还剩下丝毫的革命影子?这分明已经堕落到革命的对立面泥潭中去了。但公开的反革命立场倘若果真如此爽快倒也好办,很可惜我们就会看到情况其实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第二,革命的机会因人而异的做法为统治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借口。作为一门帝王学说,儒家在讲内圣时向来忘不了谈外王。然而除了孔孟早已发现过的古人是专修仁义“天爵”而升迁至王公“人爵”,今人却是名修天爵实要人爵、而且得到人爵即弃天爵的道德滑坡现象之外,儒家面对的尤为严峻的考验是至少从有他们这个学派起就没有哪位大好人一帆风顺地由内圣受命为外王,没有哪位君主登上宝座的原因是他之前经受住了心性的磨练。怎样将被彻底地分裂开来了的内圣和外王这两项内容重新并拢呢?儒家耍弄的逻辑把戏是相当聪明的,即自高位向仁义、自外王向内圣进行逆推:因为应该先是a然后才是b,而现在已经是b,所以b曾经一定是a。最大的圣人原来就是那个身披龙袍的人!这样一来,所谓的唯有圣人才能革命便被转换成了非最高统治者莫属的一种可怕特权。从上到下推而广之,君师合一、无吏不圣,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公正社会终于使自己的道德合理性获得了寄托,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谴责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拍拍脑袋就乱来一气是不对的呢?孔孟意在限制统治者的消极革命构想离统治者为非作歹的遮羞布相隔不过一步之遥,实在是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向继东.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澳洲社科院院士,经济学讲座教授杨小凯访谈录[Z].www.gongfa.com/xianzhengyangxiaokai.htm 
    [3]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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