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2 06:10:17 中国教育文摘 佚名 参加讨论
当距离疏远限制法难以奏效的时候，人身消灭限制法随即便应运而生了。请读一读齐宣王就成汤放桀和武王伐纣的往事与孟子的对话：“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一旦君主不仁不义、众叛亲离，就不再叫做君主，只配叫做国人皆曰可杀的独夫民贼。对孔子以实定名而非循名枉实的正名思想的灵活运用将孟子在交锋中所持的消极革命观暴露无遗。除了发动汤武式的暴力革命直接手刃一夫之外，孟子还在同一篇文章里勾勒过人身消灭限制法的一个变种：倘若那些平时不顾人民死活的王公贵族碰到了麻烦，人民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权，即对他们冷眼旁观、见死不救。让人民亲其上、死其长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不行仁政者人民就没有任何义务为他尽忠。正因为连一致公认的忠君思想的老祖宗都曾适时地喊出了造反有理的惊人口号，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便把实施人身消灭视为阻止一个暴君肆意胡作非为的最后解决方案，罪恶的终结总会伴随着刀光剑影的悲壮。只可惜人身消灭再好也不过是可用来有效地打倒以前的那位暴君，却无助于保证真能迎来它同时还承诺过的一个人间天堂。相反，一方面在人身消灭通常会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中必将葬送掉包括原有生产力在内的不少好东西，另一方面靠搞人身消灭建立起来的新朝代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比旧的有太大改观。人身消灭限制法尽管维系着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公正，但也注定了中国历史长期要在一个低水平上打转徘徊。 《水浒》中描绘的逼上梁山的故事把孔孟的消极革命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消极革命观的全部优缺点无论如何又决非一部《水浒》的眼光所能穷尽。尤其是在革命过时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欲为革命作些争辩显然离不开当代国外有益文明成果的支撑。诚如杨小凯言及奥尔森时讲过的那样：“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2]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多难兴邦”论者奥尔森的学说是怎样重新赋予了消极革命观以积极的意义的。 二、“天平偏向了革命”——奥尔森学说的逻辑结论 奥尔森视革命为导致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这一思想奠基于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贯穿于他的《国家兴衰探源》。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说明，由于受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奥尔森本人是不喜欢承认他的学说的革命意义的，他的学说的革命性质主要是其内在逻辑使然。这一点既算得上是对作者动机和作品内容极不一致的解释学原理的绝佳例证，更是奥尔森站在消极的角度去积极地处理革命的做法最为独特的地方：革命存在的必要性并不在于真的爆发了革命，而是在于革命永远都可能爆发，从而推动统治者有意识地制定出一系列让人民受益的好政策来。还是杨小凯的归纳比较通俗易懂：“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2] 像中国这样的庞大帝国为什么不止一次地亡于少数民族或者贫苦农民之手？历史上很多了不起的文明成果为什么是一些卑贱无名的野蛮部落创造出来的？人们为破解诸如此类的兴衰迷思一直在耗费着大量的心血，但所提供的答案在奥尔森眼里几乎都经不起推敲：“弱肉强食”说明显与事实不符，最终被吃掉的往往是强者；“素质差异”说同样肤浅至极，以为一个国家的民众先勤后懒是该国盛极而衰的根源凸显的恰恰是研究者的懒惰……奥尔森指出，对于正确理解国家的兴衰现象、从而达到保持长盛不衰目的特别有害的一种观点是，主张在一种尽可能持续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把个体公民组织成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通过集体利益的竞争促进全社会福利的增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属于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尤其是在一些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大型集团中，随便一个稍稍有点理性的个体都不难发现，尽管他花100元钱的代价为集团赢得了1000元钱的利益，可这1000元钱将以低于100元的份额大致平均地分给集团所属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既然他逃不脱得不偿失的命运，他何不学着别人的样子坐等瓜分某位先锋模范带来的贡献呢？于是，或者诉诸集体行动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无人愿意牺牲自我替集体办事；或者集体行动产生不出新的效益，因为人们投身于集体生活仅仅是为了换取参与分享既有财物的入门资格。奥尔森列举大量的事实反复论证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历的可以拉帮结伙的稳定时期越长，其间汇聚的特殊利益集团相应地也越多，那里的经济增长率到头来就越慢。除非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打仗失败、高度集权或其它异常因素而使臃肿腐败的分利集团一个个分崩离析，否则它们的经济社会衰退态势肯定是遏制不住的。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得出了九条推论：[3]（p85-86） 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和组织。 3、“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4、总的说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 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 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一句话，不管在其形成伊始是否具有一定的活力，分利集团最终总要演化为阻拦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巨大障碍。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中止分利集团之间为蚕食社会总产值进行的零和博弈、负和博弈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革命就成了打垮分利集团的唯一选择：“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后，其生产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由此可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特别是日本和西德，在战后出现的‘经济奇迹’。”[3]（p87-88）注意这里奥尔森绝无讴歌极权主义的意思，他首肯的仅仅是通常靠革命起家的集权政府在使以前的分利集团“富不过三代”方面的毁灭性作用。而集权主义一旦崛起，它自身势必就是一个庞大无比、垄断一切的超级分利集团，不把国家变做一滩死水、引发新一轮的革命誓不罢休。奥尔森坚信，他提出的集体行动的基本逻辑及其具体推论不光切合西方历史的实际状况，非西方国家的兴衰根源也能从中得到更深刻的认识：“无论在哪一种文化背景下，行会和其他分利集团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通常都具有同样有害的影响。”[3]（p172）在奥尔森所举的非西方国家的例子里便包括中国，他对愚昧落后的中国行会的犀利剖析在今天读起来仍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在贸易上实行征收关税或通行税，但行会的作用无疑也因此而加强了。另外，中国对国外贸易一直实行着有效的限制政策（因为所有进口商品必须通过设在广州的一个专门行会），直到西方国家使用武力同它签订条约，才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给外国人以通商的机会。在那些通商条约签订之后，又进行了许多努力，试图将各种各样的具有现代西方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但其中有许多都由于中国竞争者的行会所发动的联合抵制或政府的阻拦而失败了。行会阻碍和延缓了现代技术在缫丝、采煤、榨油、轮船运输以及铁路等方面的应用。中国和外国商人被阻止投资于新的技术，当时取得最大成功的商人集中在欧洲人管辖下的通商口岸城市里。”[3]（p174） 奥尔森评价说他的理论在解释国家兴衰问题上优于其余的任何理论。我们业已窥见，当涉及对过去的解释时此言确实不虚。但放眼未来，奥尔森学说蕴涵的首要政策含义依然是鼓吹不断的革命吗？奥尔森矢口否认这一点。他一方面大胆地宣称，如果某些读者是在赞成与反对革命的主张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话，他的理论倾向于使天平偏向革命的一边，即革命总比不革命好；另一方面，他对革命的血腥、残酷等负面因素的警惕性也相当高，一再告诫人们革命又决非最好的抉择，革命只可不得已而为之，能不革命就别去革命。什么东西比革命更好呢？更好的便是：“应该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并允许生产要素和企业毫无阻碍地自由流动。”[3]（p165）原来，奥尔森想开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佳药方即是坚定不移地走全球化之路！其实，人类的历次革命无非都是铲除了独霸政治经济资源的少数食利者组织，为人、财、物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准备了更长一些的时间和更广一些的空间。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只留住革命的目的（繁荣昌盛）而放弃革命的手段（血腥动乱）自然是越来越可行了。但是，打破分利集团的垄断行为是否从此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呢？奥尔森说那也未必。以民主为例，民主的一个典型信条是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于是老问题又以新面孔出现了：民主制度下的社团组织仍旧脱离不了无休止地谋求特殊利益的自私天性。既然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从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中得到的利益，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3]（p161）那么，一旦经济自由度被降低了，人民还是需要去重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永远扑灭不完的革命火焰才是能够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的最终底线。所以，奥尔森的学说倒过来看不啻是一篇革命的辩护词、是一杆偏向革命的秤。在本文着眼的文化比较的领域里，孔孟古老的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在奥尔森那里找到了的有力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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