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思想史底蕴（五）
http://www.newdu.com 2024/10/12 04:10:28 孔子2000 佚名 参加讨论
前论战国诸子思想大致以义理为主，但包含了事理为底蕴，和传统西方哲学强调纯理不同。纯理要求贯彻始终，不能含混、折衷、两可。逻辑理则的排中律是明例；宋明理学受人责备为道理杀人有近乎此，但道理杀人之主要矛盾在道理与事实（杀人或害人），与排中律牵涉理与理（此理与他理）的矛盾有异。此异处，在中、西古代思想中，以《庄子·天下》所述辩者之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和西哲芝诺（Zeno of Elea ？490-？430Ｂ.C.）关于“赛跑”的析论相比较最为精要；辩者之论兼具理与事，二者有相容和两立的可能性；芝诺把理与理的矛盾绝对化，以致理与事间的不相容和不两立也绝对化。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和Thinking from the Ha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两书对此有叙论。《泰山刻石》倡言“大义休明”，《之罘刻石》说“明以义理……作立大义”，并不排除义理，甚至文中常把义理和事功连叙，这也是战国晚期诸子学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上引《邹峄刻石》的两段文字：上段把事理和乱世、攻战、流血合述，与下段“今皇帝一家天下……利泽长久”成为强烈对比。这和《史记·李斯列传》所载丞相李斯焚书奏议的立场相当一致，是对事理很严苛的斥责。理与事兼顾的事理思想特色是古代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延续一体的要素。但此要素在上述荀子、韩非、李斯的言论中受到排斥；理与事成为对立而分裂。《庄子·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指的应是此一思想趋势。这是李斯焚书禁学的思想根源，也是秦朝只历二世十五年便灭亡的思想文化因素。 （二）由事势到事理：秦亡汉兴 当秦廷刻石纪功，自以为“功盖五帝”、“举措必当，莫不如画”、“化及无穷”的时候，绝对不会料到不过短短十三年，秦政权便灰飞烟灭了。这变化对注重事势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极大的冲击。因为在其他信仰和思维传统中的人，可能会替这事变找出其他（如天意等）原因和借口。但对注重事势的人来说，秦朝的灭亡，必定和秦朝的所作所为（行事）有密切关系。这种反思和理解构成长远的历史教训（鉴戒）。西汉初年的行事，有许多是对亡秦行事直接的反弹。汉高祖入关的约法三章，针对的是秦朝繁重的政令。汉初崇尚黄老清静无为，针对的是秦朝法家的亟求有为。汉初上下好藏书和读书，针对的是秦朝焚书禁学。《挟书律》虽然要等到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才明令废除，但秦亡后此令已如同空文。汉初地方王国和民间藏书、读书的风气早于中央朝廷；汉高祖戎马未休，及“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和郦食其、陆贾、娄敬等以布衣学术说服汉高祖，都是文化影响政治的著名事证。英国汉学家H. H. Dubs认为汉高祖表面上虽不好儒生（这可能因为韩非、李斯都是名儒荀子的门生），但他的行事作为却和儒家的理想十分契合。H .H. Dubs, vol.1, pp.15, 17-22对此有详细分析。这也显示西汉初年很多人——上至皇帝（高祖），下至庶人（如娄敬）——对秦亡汉兴的现实事势有一些基本共识。这些从历史（事）、教训（理）中获得的共识，成为汉初事理历史思维复兴并高度发展的基石。这一转变，汉初儒生贾谊的言论表现得很清楚。 （三）由义理到事理：贾谊 钱穆师考论汉武帝崇儒史实，认为在立论上来说，先有武帝尊古的策问，才有董仲舒崇尚六经的对策；先有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擢为第一”，才有公孙弘立博士弟子的建制；武帝尊崇古学的态度，则源出他为太子时的儒学师傅王臧[25]。而为汉室皇子置儒学师傅的制度，则源自汉文帝时贾谊的建议。因此，汉代尚古崇儒措施的关键(至少在思想学说上的主因)，出自儒本身的主动力。H.H. Dubs, vol.1, pp.15-17,216-217；vol.2, pp.20-25,196-198,285-298,341-353。值得注意的是，汉初朝廷崇尚黄老道家，在汉文帝时达到最高潮；当时文帝、窦后及满朝公卿，都崇尚黄老道家，贾谊因此无法在朝廷立足。贾谊在现实政治上虽然失败，但他的议论却对汉代思想学术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26]。《史记·贾生列传》载： “贾生名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汉书·贾谊传》作“能诵诗书属文”)闻于郡中……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 上文中，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贾谊既诵诗书(古学)，又通诸子百家(新学)。 第二，最先欣赏贾谊，“召置门下，甚幸爱”，并推荐给文帝的是“常学事李斯”的吴公，吴公是西汉初明习“文法吏事”的典型务实法家。关于西汉元帝以前儒法合流的分析，见陈启云(2001)，182-189，264-272页。 第三，当时黄老道家之言弥漫着汉文帝朝廷，引文所称诸老先生、诸生等应该有很多是治黄老道家之言者，但他们也同样地赞赏贾谊的学术造诣。这是诸子新学和五经古学延续一体的有力证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朝中的诸老先生、诸生们赞赏贾谊的原因是“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足见当时诸子新学虽然在朝廷仍然具有政治地位，但在学术思想发展上已是山穷水尽了；而兼通《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贾谊却能“尽为之对”(这是汉代诸子·经学延续发展演变出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并且贾谊所对还能“人人各如其意”，足见《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以五经统摄诸子的看法，在事势与事理上都有具体根据[27]。这些诸老先生、诸生们在思想学理上对贾谊的赞赏在先，汉文帝在政治上对贾谊的欣赏和超升在后。这也显示出，贾谊对汉文帝的影响源自其学术思想。当然这些诸老先生、诸生们对贾谊的赞赏，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当朝新贵廷尉吴公“甚幸爱”而向汉文帝推荐的人，甚至文帝可能也表露出他对贾谊的欣赏，因此诸生们乐得顺水推舟。但即使这推舟的背景是政治力量(顺水)，但这推舟的形式和本质却是出自学术思想。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现实影响的学术思想，我们研究学术思想史要求的是不要完全着眼于政治现实而忽略了或否认了学术思想本身的意义和能动作用而已。这是近年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缺失。虽然贾谊在现实政治上失败而无法在朝廷立足，但他的议论却对汉代思想学术的演变，起了很大的影响。 （四）《过秦论》的事理述论：贾谊 早期汉儒对秦亡汉兴的反思和理解最详细、最有说服力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贾谊的《过秦论》。《史记》作者把《过秦论》全篇收入《秦始皇本纪》作为“太史公曰”对始皇的论赞，是正史论赞最长的一篇，足见汉初史学家对此文的重视程度。《过秦论》中先后提出：“其势”、“形……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攻守之势”、“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等事势分析的关键语词；在提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后，继云：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更说出了中华传统历史思维与治国之道的大体要点。这要点可以说是综合了前引班氏《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和章学诚论“易道”“与史同科”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贾谊并不全面贬斥秦政。他说：秦并海内……天下之士，斐然风向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和上述秦刻石纪功的说法相当一致。贾谊站在客观史学的立场，对秦政统一中国的功业有很公允的认定。贾谊和西汉元帝以后汉儒（以班固为代表）的泛天意、泛道德史观不同。贾谊很注重客观形势，而不纯以道德论成败；他说，秦“自缪公以来以至于秦（始皇）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之贤哉？其势居然也”。这“势”包括地势：秦据关中之固；“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不过地势不是绝对可靠的；秦二世以后，关中虽然经过“缮津关，据极要，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秦人便“阻险不守”，终于亡国。其原因包括攻守之势不同，取与守之术也不同。而决定攻、守之势、取、守之术的则是人的因素：这是儒家的基本立场。但贾谊虽然认为秦统治者的失败，是由于仁义不施，但全文只此泛泛一句；具体的论述则是“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等实际政治措施。贾谊最突出和最为西汉元帝以后儒所非议的，是他认为秦政虽已失败，天下已乱，但“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因为在过去长时间中有很多次“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都以关中险阻，无功而退——这是历史事实。比较起来，秦二世和子婴面对的敌人陈涉只不过是“亡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而且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的乌合之众。如果二世和子婴能如过去一样退守关中，这些乌合之众，“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如是则秦不但可保有关中故地，日后更可乘机出击，再次“得意于关外”。贾谊认为这都是秦国过去兴起时屡次转败为胜的历史经历。秦二世和子婴未能跟踪祖先的成功经验，因为： （1）秦始皇轻视教育，焚书禁学，所以没有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孙子。 （2）秦政暴虐寡恩，使他们没有良佐。 关于（2），汉高祖刚为汉王时，即“举民为三老”并在洛阳接受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楚义帝发丧；五年（公元前202年），又接受戍卒娄敬“都洛阳不便”的建议；十年（公元前197年）及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更正式发布两次重要的招贤诏。这是对秦二世和子婴孤立无佑历史教训的认知与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代表了汉初很多人的共识，也是汉儒治国理想抬头的初基。关于（1），这是贾谊很特别的看法，也是站在务实的功利立场对秦法错失最尖锐的分析：秦朝法家过于重视法制而忽略或轻视了教育，结果是忽视了作为帝位继承者的皇子皇孙的教育，使他们连自己秦国祖先成功的历史经验也不知道，以致国家灭亡。这是对秦政最有力的批评。这务实功利的议论是汉儒在泛道德立场上强调焚书、禁学是秦朝灭亡原因的根据。和论点（1）密切相关的是贾谊建议汉朝为刘氏皇子皇孙建立师傅制度。这建议是汉武帝尊尚儒学最明确的根源。《过秦论》提出“周……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周代享祚八百年，秦朝二世十余年而灭亡，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从这事实，却可以有多方多样的推理。这些事理之学在汉代的开展，贾谊是很重要的前驱。贾谊在批评秦政过失时，附加一句，认为这是由于“秦俗多忌讳”，如果“俗”字不是误植，则贾谊可能有思想、文化(俗)与政治文化延续一体、交互影响的意识。贾谊对子婴的议论，在西汉末东汉初引起班固极度的不满。后汉明帝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特别提出司马迁引用贾谊《过秦论》一事，严厉批评说：“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中才之主，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而认为：“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才，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并批评：“（贾谊、司马迁）复责少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在史学立场，秦亡是不是绝对不可救的形势，各人可有不同看法，因为这是“离事而言理”的假设（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但贾谊对子婴是持同情态度的，认为子婴败亡是身不由己，责任是在秦政（禁学）和秦俗（多忌讳），因此不是“责少子”。班固的批评，一方面显示出贾谊的《过秦论》在西汉“事理合一”史学思想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代表了西汉元帝时儒学全面胜利以后，儒们过度理想化、过度泛道德化再度引致理与事分裂对立的学风[28]。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在《史记考证》中认为：“贾生之论，多失事实，瑕疵极多，子长之善之何也。”这是后人不理解西汉元帝以前士人的事理共识之一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