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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3)

这一套针对皇权的外观设计,从此之后长盛不衰。但在另一方面,权力的程序性则构成了对于皇帝一举一动的制衡。譬如中国历朝对于胥吏下乡都有所限制,以防过多扰民。但对于皇帝就不能由形而下的法律来限制。这时关于皇帝出行的繁文缛节,在事实上构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皇帝扰民的文化力量。比如后来明清故宫天安门外的那对华表,上面的蹲兽,名”犼”,每当君王外出不归,这两只犼就劝戒他回宫,因此又名曰”望君归”。这两座华表今天已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物,而它们上面”犼”的设计,其实正代表了传统文化力量对于君王言行劝喻式的限制。
    《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要皇帝们都达到董先生的要求,等于是叫他们挥刀自宫,恐怕各各都要逊位做太上皇去了。
    我们看到,董仲舒对于皇权的全方位包装,不亚于小品中的巩汉林之于赵丽蓉的定位,并且巧妙地做到了寓抑于尊。
    战国邹衍用”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朝代的兴亡绝续。所谓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如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殷尚金德、周尚火德。五行相克,循环往复。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将”五德”简化为”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而周朝则是赤统。也是循环往复。冯友兰先生曾以此为由,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中国哲学简史》)。
    三统循环,但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还是那个上天,只是更换了代理人。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今后无论怎么变,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可以一劳永逸,董事长不管是谁,儒生集团都是管理层。换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是一届董事会,再好也要换届。这就为一朝一姓的绝对皇权加以了限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千载万代,其实都是操纵在儒家集团的手中。
    董仲舒的目的,就是又要”尊君”。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虚君”。
    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天人三策》)。董仲舒好谈”灾异”。喜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什么叫”灾异”呢?”天地之物,又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春秋》之中记载了大量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如”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等等。董仲舒将之神秘化,认为可以”以此见悖乱之徵”(《春秋繁露·二端》)。”灾异论”也是从天人感应和阴阳家理论中推演而出的。这是假天之威对于皇权的最大制衡。人间君王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通过自然界的灾异发出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臣下亦可借灾异之徵,予以规劝。更重要的是灾异将会在民间造成恐慌和怀疑,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受打击。
    董仲舒喜谈灾异,这也造就了汉朝的一种时尚,以至于后来发展为谶纬迷信之滥觞。虽然他本人曾因推演灾异而被交从吏议,分当处死,后被赦免。从此终身不敢再谈灾异。但自他之后,灾异论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对皇权的绝对性带来了一定的打击。有多次的朝代更迭更是利用了这一传统。直至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被许多中国人私下视为天命已变的征兆。
    当代科学哲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它认为:探索历史的起源与因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蝴蝶的翅膀”的微微一次颤动,宇宙历史都可能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或许就有一场火山爆发。这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相互影响的灾变论似乎有些暗合之意。肉食者的倒行逆施,与京师附近的大地震真的有或者没有丝毫关联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