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科学关系的再审视（三）
http://www.newdu.com 2024/10/12 02:10:05 孔子2000 佚名 参加讨论
四、《周易》与现代科学 一般把20世纪初以来的自然科学称为现代自然科学。这个模式下，物理学领域提出了量子理论，其中的亚原子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它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亚原子粒子世界，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在量子理论中，一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是被它同整体的非局限性联系所决定的，即整体决定部分。这就表明，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趋向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5](P62-64)它经过了近代科学的洗礼，完成了认识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科学对象已经从古代的整体经过了近代的局部重新回到了整体，貌似循环而实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 这种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颇有相通之处。因此，现代西方科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致力于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融合，以期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探寻新的方法。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意识到，过去数十年间现代物理学引起的变化，好象走向了类似东方的世界观：宇宙的全部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R.A.尤里达教授说：“中国自然哲学家和中国科学家求索千年的主旨在于把有机的统一性、自发性、有序性、和谐相关性作一完整的理解。现代物理学家的研究方向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些思想如此相近，表明中国古典哲学中包含着今日科学思想中的许多萌芽。因此，中国古典哲学是否可以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示，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6]当科学家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时，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受到了青睐。现代科学发展趋向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回到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现象，被很多人称之为“科学重新发现了易学”。德国易学专家斐德烈博士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7]李树菁先生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8]从上引文可知，很多学者主张《周易》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哲学启示或思维方式。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些系统的、动态的、整体的观念在现代自然科学里已经存在，是学界回过头来发现了这些观念与《周易》哲学的一致性，因此，反过来从《周易》去寻找哲学启示，只不过是一种循环，意义是有限的。本文认为，现代科学取得更大突破的途径是找到一种与之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才会有进展。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应该是在不断的科学实践中获取，而不是依赖于《周易》或其他典籍的启迪。 五、对《周易》与三种科学模式关系的反思 上文逐一分析了《周易》与三种科学模式的关系。通过分析表明，《周易》哲学的“为什么”与中国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怎么样”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W.C.丹皮尔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结论。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和哲学的分家史；尽管在科学的发展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热衷于回答“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进化”等形而上学问题，但总的来说，科学探讨的不是这类问题。“不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来，柏拉图的理念说包含多少真理，促成这种研究的心理态度却是不适于促进科学事业的。”[9]（P74）此外，科学的概念会不断被具有更合理解释能力的概念替换，而形而上学则坚持用统一的概念模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主张概念的变化是无用的。丹皮尔认为，哲学的这种态度一旦支配了科学研究，就必然会束缚科学的发展。无独有偶，波普提出两种方法论，即“方法论本质主义”和“方法论唯名主义”。其中，“方法论本质主义”指“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描述事物的本性，即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实在或本质”，相当于哲学；“方法论唯名主义”指“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尤其是在它的状态中是否有规律”[10]（P66），相当于科学。波普否定“方法论本质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证伪理论来支持“方法论唯名主义”。这种做法本质上也是把哲学踢出了科学的场地。上文探讨《周易》哲学与三种科学模式关系得出的结论，正好与丹皮尔和波普的理论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事实上，哲学和科学都是源于对事物的“惊异”、“好奇”。不同的是，哲学的“惊异”、“好奇”不是针对于具体的有限的事物，而是对最大最高的普遍性譬如“万物的本原是什么”等问题的“惊异”、“好奇”，科学的产生则是对经验事物和现象“惊异”、“好奇”的结果。由此，哲学是本体界的探究，科学是现象界的描述；哲学的目的是求好，科学的目的是求真；哲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科学对实际有所肯定；哲学研究的是思想材料，科学研究的是事实材料；哲学的思维方式是间接性的反思，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直接性的思想。于此可知，二者各有自己的界限和范围，不应该把哲学作为科学的指导者，也不应把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2]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范岱年、吴忠、金吾伦、林夏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Ａ].选自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Ｃ］．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4] 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徐道一．《周易》与当代自然科学[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6] R.A.尤里达．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J]．美国物理学杂志(卷43)，第2期． [7] （德）斐德烈．《易经》符号逻辑［J］．Semiotic（符号学）杂志，1991，（1-2）． [8] 李树菁．《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远景蔚然可观——兼与某些研究此问题的同志讨论几个问题［J］．周易研究，1992，（2）． [9]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10] 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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