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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的三系(一)


    今天与各位讨论宋明儒学。平常讲这一时期的学问,大体都知道有程朱陆王两系。程朱一系,一般称之为理学,陆王一系,一般称之为心学。这一种分法,十分简略。这六百年长时间弘扬儒学,内容一定很丰富。平常只知程朱陆王,这是很表面的了解;而程朱之所以为程朱,陆王之所以为陆王,二者何以不同,大家便不甚懂。朱陆异同的问题,历来都不能解决。有谓此是天地间不可无之问题,亦同时是天地问不可解决之问题(章学诚说)。此语表面看起来很漂亮,但细按之,便知为无真知之浮语。章实斋自居于陆王一系,其实并不相干,他又把载东原视为程朱一系,同样是不相干。故二系之真实内容如何,自明代以后,鲜为人所知。这亦因为宋明六百年之内容曲曲折折,很少人能进入去理解。故讲哲学史的,先秦部分说得较详细,两汉以下至隋唐间,这千余年,大家根本不能接触,因太难了解。宋明则中国本来之学问,较为人所熟悉,但也只用几句话带过。如说朱子,便只说格物穷理便算了。说象山,则日心即理,心即理亦即难了解,非用几个字提一提便可解决。近年来我便深感这样几句话说过,实难使人心安,故下决心疏导这一期的学术。于是先摆出材料,如宋元、明儒两学案,我先就此二书中的文献,找出各家的线索,钩出眉目,此极费工夫。我整理这期学问,归纳得九人,即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明道、伊川)北宋四人,胡(五峰)朱(元晦)陆(象山)等南宋三人,还有明朝的王(阳明)刘(蕺山)。这九人如一大建筑物的九根柱子,共构成一大系统,在这大系统内转来转去,便成就此六百年之学术。这九人是纲领,其他都属过渡,不离此九人范围之内(如朱陆的后学,阳明的后学。)而这九人是一个接上一个,互相勾连呼应的。北宋亦有一重要人物,此即邵尧夫,在当时与二程为好友,但学术内容并不相同。若讲哲学史自然要说及此人,但说理学正宗,便不须说他,因他并不在同一的课题上。
    今看此九人,是在问题之相衔接而相应上看的,而所以有分三系之结论,因只分朱陆二系,并不能见此六百年之详细讲学内容,这并不是先抱一成见而如此说的,而是通过其内容而自然得出的。开始时吾亦不知要如此分也。故一切东西,若不真正进入其内容,便不能有任何较决定的了解。若说他们同,则可说同是儒家;说不同,则亦有许多不同,可随便说,但只隔靴搔痒。故论异同。不能先存成见,亦不能只从表面来看;这都是不负责任。若真正进入去,便知分作三系,实有义理之必然性。此必然性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此三系之分与以前所说大乘佛教的三系相类(龙树之性空唯名,无着世亲之虚妄唯识,印度原始只有空有二宗,然后起之弘扬如来藏的真常唯心系,以空有二宗未穷尽佛学之蕴,此种义理之发展是很自然的。)如此方能尽其内容之曲折。
    今略说整理各家之经过。民国以来,大家都谈王阳明,阳明境界高,
    良知亦不易懂,但因文字集中简单,故一般人都喜欢凭空说王阳明,谈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实知行合一并非阳明的理论重点,且阳明亦不可孤立地说。至于朱夫子更麻烦,他的系统太庞杂,非即物穷理一语便可尽。朱子是承继北宋的,而北宋诸家,是宋明六百年学问的根源,但十分难懂,是以人都不愿看,直从阳明入手,这是不行的。北宋诸儒一方面甚复杂,一方面气味特殊,使人感到有隔,不如阳明的光明平易,但亦必须经过一番才行。现在看看宋元学案,周濂溪学案没有问题,因只有这些文字数据,问题在人能不能懂。横渠学案亦然,正蒙的全部都收在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明道、伊川和朱子这三个大人物,理学重镇,号称程朱者,其学案却编得最不好。故欲从宋元学案得到这三家的真相,是极难的,必然会成为大杂乱。当初黄梨洲亦知道二程之间有不同,故分为二学案。但材料只有二程遗书,而遗书内许多只标明二先生语,而分不开何者属明道,何者属伊川,这样怎能分为两学案呢?怎能确定划分二人的思想呢?故黄梨洲只得零零碎碎,杂七杂八的分抄一些,无原则与条贯,故看明道学案,会觉得明道不成道理,他的学问只是一些零碎风光,漂亮话头;但明道是个大家,有其显赫的地位,大家之所以为大家,显赫之所以为显赫,光是这些零碎风光,怎能代表他呢?故只据明道学案,不可能见出明道学问底真相。明道不清楚,伊川便不可能清楚,如冯友兰便把明道的话归于伊川。又有对二程常不加分别,把二程作一程看,如朱子便是如此;朱子不能划分明道与伊川之不同,故亦不能将明道充实起来,于是便将二程作一程看,对于笼统不能分的便统之曰程夫子,能明显地说出者便统在伊川处,故对二先生语便说程夫子,实只以伊川为准,于是便全部归于伊川,因朱子之较明确挺立之观念,都由伊川来。而明道,便由零碎风光而转成一个隐形人物,由伊川或程夫子代表之;但不止如此,有时明明是明道的说话,朱子便表示不赞同,但对于伊川,却无有不悦者。明道的零碎话头,为朱子所不喜者,他便说明道说话太高,浑沦难看。这所谓太高,便是表示心中的不满,因明道有显赫的地位,不好意思批驳,故说其太高。浑沦难看,表面上也许意谓深奥,然其实是胡涂,不分明。朱子是分解的头脑,对此不能欣赏。明道之「识仁篇」,为极重要之文字,明属明道而不可疑,但朱子编近思录却不载,这实出人意料。他解译说识仁篇境界太高,非近思录所宜收,但其实近思录中其他篇章亦甚多高远超过其所谓「近思」之标准者,为什么单单不取识仁篇呢?故知朱子心中实不赞成识仁篇对仁的讲法。明道识仁篇所体会之仁与朱子之心性情三分之讲法不同。识仁篇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其他语录中又以医书之以麻木为不仁,来指点仁为不麻木,由此而有谢上蔡之以觉训仁。以一体说仁与以觉说仁,这本是相函。但皆为朱子所不喜。朱子将二程了解为一程,碰到明显是明道语者,则曰太高,故吾人可知朱子对明道之态度是「为贤者讳」,遇到不合的,便不提了。吾于此感到未安,故下功夫重理明道学案,明道一决定,伊川便清楚了;我整理明道,共得七篇,于伊川亦然;这种整理,是有原则的,不是杂抄,这要靠嗅觉,不是容易分辨的,这也是考据,是义理的考据,非文献之考据而已。
    把明道弄清楚,并不影响伊川的地位,而实更显出朱子所了解之伊川之精神。伊川的显明的文献甚多,如就大学说格物穷理,说致知,说进学,都是伊川。明道并不说大学,说大学是由伊川始。周、张说工夫时,亦不说大学,不说格物穷理,但并不是说他们不说工夫。把工夫放在大学,而以格物穷理为工夫,乃伊川之重点,故伊川之学问本甚明白,故可将之挺立出来,以显出明道。宋元学案之朱子学案亦弄不好,原因非如二程之因文字分不开,而是朱子的文献太多,对人实是一种威胁,不易看清楚。朱子思想之成熟和其真正用功之问题是中和问题,但从来说朱子皆未能明白此点,只从语类中杂抄一些。中和问题极复杂,朱子在卅七岁时开始真正用功,便是苦参中和问题。弄通此问题后,便写「仁说」。「中和说」与「仁说」,此二问题,共花费他十年工夫;经过这十年的苦参,然后他的学说才决定。诸位要注意这卅七岁。在鹅湖之会时,象山亦是卅七岁,朱子比他大九岁,已经过十年苦功、思想架格已定,往后至七十岁,思想都不变,只是「旧学商量加邃密」而已;故要了解朱子必须从此二问题入手。象山卅七岁时,思想已定,故二人谈不来。当时象山提出一首诗,朱子未能即和,三年后方和;故朱子书甚少提到鹅湖之会,但在象山,则视为得意之举,在其语录中详为记载,故可知当时朱子是吃 ,受闷气的,但又不能压服象山。后来二人再在白鹿洞相会,这本是一个绝好机会,因象山之兄梭山卒,象山亲访朱子,请他为其兄写墓志铭,这是为自己父兄之事亲请朱子,对朱子是极尊重的,故此时朱子待之亦极客气,在这情况之下,二人很可交谈。朱子请象山在白鹿洞书院登坛讲学,象山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讲得特别生动,有生命及存在之实感。这一章本是论语上普通的话,但出自象山之口,便全是生命,全是智慧。当时天气并不太热,但朱子却不断地挥扇,而其他听讲的人亦有感动得泣下者。可见是极有刺激性的;故朱子于此讲辞后作注语说,这一段是说得好,于此可见古人之风度。但二人仍不能谈得来。如不止于礼貌风度而平心静气,拿出肝胆来谈,深入问题的内部,则二人或可相解。于此实不得不令人感慨,此如孟子曰「智之于贤者也命也」,虽又曰「君子不谓命」,但此仍是命也。贤者之不能互相了解,乃是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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