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生《儒学与西周哲学的形成》（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12:10:16 新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西周在1870年写的《复某氏书》中说：物流动之妙产生四象之运化，“四象的运化产生三界万物，即金石界、草木界、人兽界，据此三界的万物人工穷其源，兹能得四元气三十六金二十有余土，凡此取名为理，即形气家所称的道理。其学即格物学、分析学、金石学、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天文学、晴雨学。知其以上实质的运行，求其对偶得一虚体，观此虚实动静二体相关之状，乃得四元。推此四元以三界之形迹，可感知造物主的灵妙不测，以形气家之理，究极性理之蕴奥、知人生之大本，将此作性理家之道理，其学即是致知学、心性学、礼教学、性法学、政法学、国法学、刑法学、商法学、公政法学、公法通学等。”[13] 这段内容似乎有些费解，然而它实际上是通过《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模式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来说明世界的形成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分化，即最初物中的阴阳对立产生了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等万物，人们根据其中的“阴阳”道理（“求其对偶”“观此虚实动静”），建立了相应的地质学、植物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继之又创立了社会科学、这里确实有些新旧杂成的现象，但对于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明治日本文化来说，它又是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 第二，借用儒学的“知行”学说来介绍西方近代的知识论。知识论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重镇”，几乎没有一个大哲学家不涉足于此。同时它也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越来越显得重要。西周深明此理，为了加速日本的近代化，便积极介绍西方的知识论。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西周曾认真考察了西方近代“学术”一词的词源，并借用儒学的“知行”观来通俗地说明西方的“学术”思想及其形成基础。在儒学中，一般来说，“知”指认识、知识；“行”指行动、行为、实行。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认为有天赋的知和经过学习才能得到的知。荀子说；“知之不若行之”，强调实行的重要。宋代以后，知行问题受到更多的注意。程颐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也难。朱熹提倡知行相须，不可偏废，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这些观点对西周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西文化的背景下，西周指出：“学术之源在知行二者，知和行有其区别，如何也不能视之为一。知之源是因五官之感所发，自外入内，行是依其知由内出外，故知先行后，知是面对过去，行是面对未来。知归之广，行归之约。”[14] 由于他以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作媒介来介绍西方的近代思想，从而减轻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理解的难度。西周主张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即“大知”，避免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即“小知”。根据他的《知说》篇，其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是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具有明显的近代性。 第三，借用儒学的“修、齐、治、平”模式来介绍“人生三宝说”。西周思想近代性最大的体现之一就是提出了“人生三宝说”，这种学说吸取了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要求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对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西周即使在论证这种近代功利主义学说之时，也没有离开与儒学的联系。 西周指出：“所谓三宝者何也？第一，健康；第二，知识；第三，富有。”“三宝”的反面是“疾病”、“愚痴”、“贫乏”又称为“三祸鬼”他认为，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驱逐三祸鬼，增进三宝，以达到人生之最大幸福，此乃道德之大本。“人之三宝无贵贱上下之别，其贵重同一也。如果三宝不受侵害，则人的百行自主自在也。”这实际上宣传了穆勒的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利益的“最大幸福主义”思想。为了强调“三宝”的重要性，西周又说，“总之，人生百般之事，除了来世的祸福外，都不外乎靠此三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哪一件能离开三宝。”[15] 因而，三宝不仅是“交人之要道”、“治人之要道”而且还是“治政之要道”。《大学》曾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西周借用儒学的表述方式论证了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重要性。这既是他个人知识结构在理论上的表现，又是当时日本人民接受外来文化的需要，并在日本近代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 西周还提出，“百科学术统一观”（哲学）与齐家治国有关。他说：“凡百科学术具有统一观一事至为紧要。如学术上建立统一观，则人类事业可就绪，社会秩序亦将自臻安定。人们各自事业真的就绪，社会秩序亦安定，苟无紊乱之事，其结果即康宁。若能致力于此一事，其结果家、国、天下自可富强。此康宁和富强二事实行，即生有所养死有所葬，人皆熙熙跻於寿考之城，是即幸福，幸福乃人道之极功。”[16] 西周要求“百科学术具有统一观”观点是受孔德思想的影响。孔德认为，他的实证哲学不是处于“五种实证科学”（1、天文学；2、物理学；3、化学；4、生物学；5、社会学）之外，而是用实证原则把它们联系起来，并给它们以方法和原则。至于学术与家、国、天下相联的观点则是受朱熹思想的启发，朱熹说：“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17] 因而，西周的上述观点是对孔德思想的吸收和朱熹思想的积极改造，它非常强调哲学的政治、社会功能，是一种东方型的近代学术统一观。 第四，借用儒学思想创译西方哲学新范畴。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纽结。哲学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哲学范畴的清晰化、时代化，西周在此方面为日本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而认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的范畴，但他的翻译不是生硬地简单地直译，而是融合了儒学思想的创译。试看下面几例： 1、“哲学”范畴。在古希腊，哲学原词为“PHILOSOPHIA”，音为“斐禄所费亚”意为“爱智”。西周参照中国宋明儒学思想，开始将“PHILOSOPHIA”译成汉字“性理学”、“理学”、“穷理学”。“性理”一词指心性、理性。关于“理”，张载认为，“万物皆有理”，“理”为物质运动的规律；二程认为，理是事物所以然者；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之“主宰，’，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故有时人们又将宋明儒家哲学称为“理学”。“穷理”也是宋代的重要哲学思想，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朱熹认为，“穷理便是穷究事物之中的理，从而体认本体的理。”但他将“穷理”更视为探究和发挥内心天理和善性的道德修养过程。随着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便觉以上译语均不大妥。继之，他又说，“斐卤苏比（PHILOSOPHIA之日语音译）之意如周茂叔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为希贤学。”[18] 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可能受中国《尚书》中思想的启示。《尚书·皋陶谟》记载大禹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孔氏传》解释说：“哲，知是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经西周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最后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19] 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刻苦磨炼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儒学素养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哲学”范畴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术语的翻译问题，而是标志着日本思想家对哲学这门学科认识日趋成熟，它不仅仅对日本思想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中国学者的介绍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理性”范畴。西周也是汉字“理性”范畴的创译者。“理性”原词产生于西方哲学，它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西方理性主义的共同特性是，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经验。西周在1862一1865年留学荷兰期间所写的《破题门》一文中说：“宋儒和理性主义二者在说法上虽有不同，然也有酷似之处。”中国的宋儒们都非常重视理性，如程颐主张，至于物而穷其理，但不能逐物，必须“反躬”。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认为，穷理多后，便能“豁然贯通”，内外合一。陆九渊强调“反观”，认为心便是理，只须向内反观，不必向外求索。玉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西方的理性主义者，如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认为感性知识不可靠，强调只有用数学推理方法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并认为观念的清晰明白就是真理的标准。中西二派虽说法有异，但在只承认理性认识是最可靠这点上确实有共同之处。可见西周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中国宋代哲学有深刻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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