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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三)


    三
    也许还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或许《礼运》篇关于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场景
    描述存在着谬误,但是孔子讲论“大同小康”之义本身——不管是向子游还是向其他弟子——总
    还是可能的。这里便牵涉到对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大同小康”之义的思想倾向如何认识的问
    题。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变革现实的政治抱负。在礼崩乐坏
    的春秋晚期,孔子矢志追求的是建立文、武、成王、周公时代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他曾一再宣
    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8]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9] 他不
    能容忍“今之从政者”对维系社会安定的礼制的破坏,当听说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祖
    时僭用天子之礼、唱起了《雍》诗,孔子愤怒地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
    堂?”[20]季氏僭用天子的八佾之舞,孔子又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21]季氏冒用天子诸侯之礼去祭祀泰山,孔子让子有制止不得,不禁仰天长叹:“呜呼!曾
    谓泰山不如林放乎!”[22]晋国铸刑鼎,孔子以其将会造成“贵贱无序”的混乱局面而极力反对
    [23];季氏要实行田赋,通过子有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
    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
    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24]凡此种种,充分说明
    了孔子对礼制的重视和维护。孔子认为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是有道之世,他说:“天下有
    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5]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6]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角色行
    为模式。“大同小康”之论的思想倾向又是如何呢?从其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对
    大同之世极尽赞美,充溢着向往之情,而对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代表的小康之世却
    多有贬抑,认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等等是权谋和兵争的根源,从根本上排斥
    和否定礼义道德,这也正是宋元学者认为“大同小康”之论“杂而不伦”、“有老氏意”的依据
    所在。孔子向往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大同小康”之论则认为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
    是“大道”沦丧的社会,彼此之间截然对立,而前说出于孔子之口无可置疑,那么“大同小康”
    之论非关孔子,不也就是理之必然了吗?
    综上所述,“与于蜡宾”只应当发生在孔子仕鲁期间,而孔子仕鲁期间,子游尚不足十岁,
    孔子不可能向他讲论“大同小康”之义,此其一;其二,即使如郭沫若所理解的那样,“与于蜡
    宾”不必具备“仕鲁”的资格,那么,考察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直至去世的五年的经历,他亦无
    携子游参与蜡祭的可能,“仲尼与于蜡宾”只能是后人的伪托,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纯属子虚乌有;其三,“大同小康”之论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政治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
    的矛盾和尖锐的对立,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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