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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与“非有非无”(3)


    琛法师,一般认为“琛”为“深”之误写,即竺法深。[[18]] 法深以刘元真为师,擅长《放光般若》,曾讲《法华》、《大品》,但现存魏晋时期史料中没有发现他的学说。吉藏在这里并没有运用“本无异”的概念,只是区分了道安和琛法师两种不同的“本无”,据后人记载,可认为琛法师的“本无”就是“本无异”。
    根据《中观论疏》,简单地说竺法深的思想就是“无中生有”,即万事万物都是由“无”产生,这与道安所谓“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截然相反。吉藏认为这种“本无”实际是执着于“无”,并不是“性空”之说。在这个意义上,吉藏说法深的“本无”就是《不真空论》所破的对象。
    日人安澄(763-814)在《中论疏记》中也有关于“本无异宗”的记载:
    《二谛搜玄论》十三宗中,本无异宗,其制论云:“夫无者,何也?壑然无形,而万物由之而生者也。有虽可生,而无能生万物。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生也。”《山门玄义》第五卷,《二谛章》下云,复有竺法深即云:诸法本无,为第一义谛;所生万物,名为世谛。故佛答梵志,四大从空生也。[[19]]
    这里记载的竺法深[[20]]的“本无异”与吉藏记录的琛法师“本无”虽然文辞上不尽相同,但根本意思是一致的,都认为:万物由“无”产生。所不同的是这里明确说万物本身就是“无”,且是性空的第一义谛;而所生的万物则是世俗谛。显然,法深把佛教的“空”理解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实体化)的无,这不仅执着了“实无”而且还执着“实有”。
    基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认为:保存在《名僧传抄》中转引自昙济《七宗论》的“本无”思想最有可能属于道安,也就是说道安即“本无宗”或“性空宗”的代表;而保存在吉藏和安澄两部疏记中的关于竺法深的思想就是一般所谓“本无异宗”。可以明显看出,两家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无”在“有”先,不同的是“本无宗”反对“本无异宗”“无中生有”的观点,两宗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承认有一个“创造者”,“本无异宗”认为“无”就是这样一个创造者,这明显与佛教的基本思想相违;“本无宗”则认为没有这样的“创造者”,虽然世界是从“无”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无”不能生万物,世界的产生必须依赖“元气”的作用,虽然他们没有解释“元气”和“元气”的作用,但相比之下还是与佛教般若思想更为相近。如果联系到“本无”就是“真如”的早期译语但其又源自道家词汇,可以说道安的“本无”较为贴近佛教“真如”的意思,而法深的“本无”则更接近于玄学的“自然”。
    二、《不真空论》所破“本无”的归属问题
    《不真空论》: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21]]
    僧肇批判持“本无”观点的人,认为他们过于偏重“无”,在说话的时候往往把“无”当宾语用(即在言论中抬高“无”的地位),所以他们把“非有”理解为“有”是没有的,把“非无”理解为“无”是没有的。而佛经中关于“非有非无”的真正含义却是:“非有”――并不存在着真实的“有”,“非无”――并不存在着真实的“无”。僧肇据此认为“本无者”所认识的“非有”、“非无”是违背佛理的“好无之谈”,完全没有契合般若实相之义。
    后人在对《不真空论》作注疏时,往往把僧肇所批判的“本无者”等同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本无宗”,而分歧仅在于这个“本无宗”究竟属于谁。
    如前文所引,惠达的《肇论疏》认为僧肇所破“本无者”属于道安和慧远师徒,而吉藏在《中观论疏》中则认为僧肇所批仅是法深的“本无”而不是道安的“本无”,且道安的思想“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元康之后的几大注疏家――遵式(964-1032)、文才(1241-1302)、德清(1546-1623)等都一致认为僧肇所批“本无”为竺法汰(320-387)所有,但是元康、德清、遵式都只是提出了僧肇所批判的是法汰,而没有记录法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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