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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古代教育智慧(2)

关于科举制度
    谈中国古代教育智慧,绕不开科举制度。在一些朋友看来,似乎整个古代教育都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成了古代教育的“原罪”。对古代教育的诟病与对科举的批评是联系在一起的。说实话,我对于科举的了解不是很多,但知道科举和教育不是一回事儿。科举是一种国家选才制度,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凡进(政府部门)必考”。这种制度比起之前的什么禅让制、世袭制、九品中正制(实为一种推荐制度)等都要先进得多、合理得多,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据说,近代以后科举制传入西方对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西方社会政制的现代转型。果真如此,科举制也算是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的一大贡献了。当然,当学校教育应试科举并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时,学校教育的教育意蕴就丧失殆尽,成为帮助青年人参加科举的机器了。可这也不是设立科举的原意啊!是学校教育不能体现教育之道,失去了主体性,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心甘情愿地堕落的。要拯救堕落的教育,一定要废除科举吗?或者反过来说,废除了科举,堕落的教育就自然能够得救了吗?
    现代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些地方类似,但实质上是不同的。高考有选拔性考试,科举也有;高考竞争很激烈,科举考试也很激烈;高考中的作弊和反作弊真类似科举时代的作弊和反作弊,作弊者和反作弊者所花费的心思和精力都非同一般。尽管有这些类似,但高考只涉及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问题,而科举则涉及到封建国家各级行政职位的分配机会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或其他入职考试。因此,利用人们长期形成的对于“科举”的消极印象和高考与科举的一些相似之处,进而主张在废除科举之后废除高考,实在是糊涂的主张。当年废除科举未能拯救清王朝,如今废除高考就能拯救中国教育?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考试和竞争,而在于如何维护考试与竞争和公平性与科学性,在于考什么、如何考、谁来考以及教育如何引导青少年对待这种考试和竞争。考场失利的人将来未必没有出息,古今皆有这种现象。但是拿这些人的事例来要求彻底否定古代科举制度和现代考试制度在大规模人才选拔和培养中的作用则是不合适的。要知道,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延续也是社会理性不断比较和选择的结果。
    不可忽视的道家教育思想
    谈论中国古代教育智慧,道家的独特教育智慧也不容错过。在学术界,有不少的同仁认为道家没有教育思想,甚至认为道家整个是“反教育、反道德、反文化”的。这些同仁之所以有此议论,恐怕主要是看到了老子“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之类的话。如果果真是由于这些原因的话,那我是不能苟同的。阅读老庄的著作,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对于为圣而圣(伪圣)、为智而智(伪智)、为学而学(伪学)的深恶痛绝。以我的看法,他们不是反对个人道德上的精进和知识上的努力,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人们遗忘自己道德上、理智上的本性一味地追求圣人模样、口舌之辩。《道德经》第二章中明确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我体会,这一章的大意是:当普天下的人们都把某一事物看成是美好的并争先恐后地加以追逐时,这种美好的事物就失去了美好的本性,逐渐显露出其丑恶的一面;当普天下的人们都把某一种行为看成是善良的并争先恐后地加以仿效的时候,这种行为也就变成是不良的了。一切都是相对的、辨证的,有无相生,无中生有;知难不难,知易不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燕雀鸿鹄,志向不同;宫声羽调,相互配合;前因后果,相以为继。“圣人”做事,不以外界标准为标准,不刻意强求,不虚伪娇情,唯独在意其自然本性而已;“圣人”教人,不重言语,不拘形式,不立门派,不争名利,如同世间万物,各因其性,在不同的季节发芽开花,不争先后。已经存在的东西不要太去在意它;已经做的事情不要太去强求它;已经成就的功名不要天天去想它。正因为不去天天想它,所以不为其所累。这一章,大体上反映了老子和后世道家对于人生的总态度、对于教育的总要求,集中表达了道家自然主义的教育哲学主张。细细品味,时时反思,精妙深刻,意义无穷。
    古人的教育智慧在文化之中
    中国古代教育智慧在哪里?就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只从教育史学家那里知晓一言半语是不够的,必须比较系统的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前言中说:“十多年前我就萌发了研究教育和文化关系的念头。直感地觉得,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地把握住它的源头和流淌了5000年的活水,才能彻底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确实,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教师,都应该专门拿出时间来阅读一些古代的文化典籍,了解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
    人们除了通过阅读古代文化典籍了解中国古代教育智慧外,还可以通过正视和分析教育习俗洞察古代教育智慧。教育习俗是人们习惯性的教育思维、言语和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的一种。教育习俗是在漫长的教育生活中逐渐形成、积淀和传承下来的,具体表征和诠释着传统的教育智慧。教育习俗的观念形态就是教育常识,一种支配着人们日常教育言行的观念系统,布鲁纳称其为“民间教育学”。对于教育习俗,人们经常处于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处于一种非反省性思考的状态。正视和分析教育习俗,就是建议我们把那些教育的习惯性思维、言语和行为方式摆到眼前来,分析它们,理解它们,看看它们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教育智慧。比如,“师生如父子”,此话到底什么意思?是意在强调师生之间的等级和依附关系?还是意在强调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责任?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与其老师陈垣先生之间感情深厚。1971年陈垣先生去世后,启功先生悲恸万分,写下了“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两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的挽联,千言万语尽寓其中,既歌颂了老师在艰难时期对自己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也表达了自己痛失良师、无言表达的沉痛心情。
    用教育寻根疗救教育躁动症
    当代社会,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众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独生子女在家中缺乏可以交流的伙伴;父母忙碌,无暇照顾孩子的众多需求,要么放纵孩子,要么简单地苛责孩子;电视网络,商业利润的追求完全遮蔽了教育的责任;农村家庭,年轻父母外出打工,由双方的老人照顾年幼的孩子。如果说,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根基,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根基现在已经开始动摇了,已经出现了裂纹和缺口。
    如何拯救家庭教育?如何重新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如何使孩子在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教育?家长们整日地思考这些问题,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他们一次次地涌向书店和礼堂,希望能够从书本上、学者那里找到一些应对问题的良方。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他们是否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好东西呢?只有成千上万的家长们自己才知道。图书市场上、电视节目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家庭教育讲座中充斥着各不相同的观点,操弄着种种外国的育儿经!一本书上说,千万不要管孩子;另一本差不多同时上市的书却说:一定要管孩子。一次讲座中有人说:父亲在教育孩子中起关键作用;另一次讲座中另一位学者却说: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读来读去,看来看去,听来听去,只能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式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连同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租个专机送到国外去!
    中国的父母们已经快失去了自信心!中国的教师们已经快失去了自信心!中国的教育学家们也快失去了自信心!一个人失去了自信心是可怜的,一个时代的教育失去了自信心是可悲的!在放眼世界、吸取世界各国优秀教育文化精华的时候,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为人老师者和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是否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系统了解中国古代绵延不绝的教育传统,在复述西方教育话语的同时领悟一下那古老的中国式教育智慧!
    “笨鸟先飞”;“严师出高徒”;“身教重于言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石中英)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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