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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儒家的“母子”关系

当我们翻开先秦诸子百家教育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法家跟儒家的关系有如此密切,以致两家的思想相互补充,又相互影响。如果从它们的发展根源上看,两家思想关系非常密切,法家思想跟儒家思想就像是一对“母子”。
    我们先从春秋时代的法家先驱管仲说起。管仲生活在春秋时代的齐国,正值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不惜发动战争,所以史书上称春秋无义战。生活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社会里,管仲接受的教育思想是《诗》、《书》、《礼》、《乐》等儒家思想文化,从他的接受教育内容上来看,管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生,他的行为规则等具有儒家思想的烙印,这是在所难免的。
    管仲登上齐国的相位进行改革,依法治国,标致着治家思想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还可以从管仲的治国政策上看到儒家的身影,管仲的治国思想是“礼”“法”并重,这一点很像后来的荀子的教育思想。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政策不仅实行“法”治,对一些旧的体制进了一些改革,加强民众的法治思想;还很重视“礼”的作用,对道德建设还是十分重视的,比如对旧的民众风俗还是有所保留的。而“礼”又是儒家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因此,从这个关系层面上来看,法家仍然存在着儒家的缩影。
    到了战国初期,魏国相国李悝,吴起都是法家人物的掌权派。如果我们从他们的教育环境、教育内容等方面去分析,我们同样也会惊奇的发现,他们的关系跟儒家思想原来如此密切。
    李悝、吴起的老师是子夏,而子夏是当时社会上著名的大儒,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子夏的教育内容当然是儒家思想,因此从师徒关系层面来说,李悝、吴起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
    战国这是一个群雄并起,英雄倍出的时代。秦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处在偏僻地带,相比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东方六国,秦国算得上是最贫穷、最弱后的诸侯国。但是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秦国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变法活动。虽然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比东方各国走的比较晚,但是秦国的变革最彻底、最深刻,并为秦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的商鞅,他搞的那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他的法家思想以“法”为根本特点,是当时法家掌权派之一。但是,他的老师却是李悝,而李悝也是一个儒生,所以从文化的传承上看,商鞅也多多少少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称商鞅为半个儒生一点也不为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战国末期。当时法家非常有名的代表人物韩非跟李斯,都是大儒荀子的学生,从这点关系上来看韩非和李斯都是儒生。从他们的影响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培养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很难把这两家思想清清楚楚的分开,它们的关系就像是鱼跟水一样,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甚致在某此方面两家思想都混合为一体,是一致的。比如两家思想在对待商业这个行业的时候,都主张重农抑商,打压工商。
    法家的代表人物,不管是春秋时代的管仲,还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想也都是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却是吃儒家的饭,办法家的事,这看起来就有点像挂羊头卖狗肉。其实,法家思想是从儒家思想的保垒里走出来的,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选取,把有用的、好的方面继承下来,并跟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以改造,而发展起来的学说。说的简单明了点,就是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所以说,在战乱纷争,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法家思想能被历史选中,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具有一定的可实用性的。
    因此,说儒家是法家的“母亲”一点也不过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