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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气学]辨正--和张立文先生商榷(二)


    张文把所谓“新气学”纳入“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的范畴,这是本文以下所要重点进行辨正的。
    二
    关于“气学”和“新气学”的名称,据我所知,张岱年先生本人未曾使用过。
    在张岱年先生早年所作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张先生说:“宋以后哲学中,唯物论表现为唯气论……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①]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②]张先生晚年较多使用的是“气一元论或气本论”[③]概言之,唯气论、气论、气一元论或气本论,名称虽异,涵意是相同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心学和理学是传统的名词,如果以这两个名词为例,立一个新名词,那就可以说张载的一派是气学。心学和理学是道学中的唯心主义,气学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④]葛荣晋先生著有《王廷相与明代气学》一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张岱年先生曾为之作“序”,在“序”中称张载的思想为“气一元论”,但对“气学”一词亦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说,张先生本人虽然未曾使用“气学”一词,但对这一名称也是比较首肯的。
    “新气学”的名称,我以前没有听别人讲过,张先生本人更未曾使用过。不过,我在1995年曾参加过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这次发言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夷夏之辨”》(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我在此文中探讨性地使用了“新气学”的称谓: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新理学”、“新心学”,而没有“新气学”。……就气学的线索说,张载之后,其气本论被纳入“伊洛渊源”;明中期以后,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和戴震等人的思想可谓“气学的复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有此说),亦可谓“新气学”。在中国近代,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中也有气学的因素。在中国现代,何独没有“新气学”?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已不能新,若新就只能是现代物理学或人体科学等等;从另一意义上说,气学在现代也能新,若新就只能是“新唯物论”。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推崇“(横)渠(船)山”’之学、颜李之学,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是“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这两方面无疑是相互贯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也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或气学讲的,亦可谓是“新气学”,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流衍、发展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种探讨是否可行、是否有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明显的是,我对使用“新气学”的称谓是加以限定的,即只是从某种意义上、从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也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论传统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这种“新”决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气论的继承,它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将中国传统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相互结合、贯通为内在意蕴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气学在现代也能新,若新就只能是‘新唯物论’”。中国现代的新唯物论不仅是中国传统唯物论在现代的流衍,而且更是其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有价值因素之后的一种发展、创新!
    在1997年,为祝贺《张岱年全集》出版,我曾写有《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维类型》一文(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7期)。在此文中,我继续探讨了这一问题:
    “气”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指能够化生世界万物的始基,如果用西方语言翻译之,它近于“matter-energy”(物质和能量),它与现代物理学的“field”(场)概念相通。如果五四以后有人试建构一个以类似于“气”的一种特殊物态为本原的哲学体系,则显然已落后于哲学理论形态的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无人标举“新气学”的原因……但是,张载一系的思想,并非因“气”范畴不能新,就也不能新了。就“气”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所担当的角色或所起的作用而言,它表征的是物质的实在。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被中国人接受、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展,从文化的输入、选择、接纳和融汇上说,就是因为它接续、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思维路向或思维类型。而明确地在理论形态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同中国传统的唯物论相结合的,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要建立的哲学体系。它不称为“新气学”,而称为新唯物论;而新唯物论可以说是“接着”张载一系的气学讲的。
    在这里,我仍然认为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接着’张载一系的气学讲的”,但其主要内涵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同中国传统的唯物论相结合”。因此严格地说,“它不称为‘新气学’,而称为新唯物论”。
    关于“接着讲”,众所周知,此语出于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冯先生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
    若理学即是我们所说之理之学,则理学可以说是最哲学底哲学。但这或非以前所谓理学之意义,所以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⑤]
    显然,冯先生所说的“接着讲”,其意义一是“承接”,二是区别于“照着讲”。冯先生认为,他所建立的“新理学”不仅在内容上新、有与宋明理学“大不相同之处”,而且“新理学”之“理学”概念也是新的。冯先生在中国现代的历史情势下,把西方的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实在论同中国古代的程朱理学相结合,这种结合是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范畴的。
    我在强调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与张载一系的气论有一种继承关系时所说的“接着讲”,大体上也是按照冯先生所说的“接着讲”的意义来说的。所谓“接着讲”,决不像张文所说的那样意味着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现在”,更不能据此把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称作“现代新儒学”、把“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称作“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早在30年代所作《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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