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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李白:人性的本真、放逐与无奈(9)


    陈子龙的《庄周论》对庄子的貌似超脱,实则忧愤的心情有着最精辟的论述:““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方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辩激悲抑之人,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者是也。二者其文异观而其情一致也。嗟乎!乱世之民,其深切之怨,非不若庄氏者,特以无所著见,故愤愤作乱,甘为盗贼,岂非以圣贤为不足慕,而万物者皆可齐耶。”(《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一)。清代的陈忱也在《水浒后传原序》中说:“《南华》是一部愤书,……今观后世之群雄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金圣叹多次把《庄子》和《水浒》并提,也是感悟出其中奥妙之处的。
    当然,我们在此已经看出了《庄子》一书的愤世讽世情绪,那么他应该不应该算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家?那本文为什么不把他和杜甫相比,而独独把他和李白相比呢?原因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庄子不仅是个文学家,他也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生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悲剧,或从小处着眼,揭示了社会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就是他在对这个世界重重地一踏之后,腾空而起,完成了一次无比潇洒的凤凰涅磐般的飞跃,即漫游于无为虚静的美好境界,你可以说这是他找寻到的一条人类解放的出路,就是避开矛盾,修养自身的性情,使自己达到忘我的虚静之境,这样便会“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才不会物于物,更不会物于人,也就是不会被外物所侵害,不会受人奴役。这是庄子的养生之道:要求主体严守于内,坚决杜绝外界之“物”“相刃相靡”,只有严守于内,“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才能解除在物质世界中人类的本性得不到充分自由的痛苦。其实,这也表明了庄子对客观规律的尊重。“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受于己,而况利害乎!”(《庄子·养生主篇》)。你也可以把他的这次漫游看成是无奈的逃离,当他觉得对与自身非常矛盾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时候,当他看到经过自己的努力依然无力扭转乾坤、回天乏术的时候,他也只有采取这种手段。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做出了示范,其实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彻彻底底的背叛,目的是最终营造出一个自己所理想的国度。
    庄子的“心斋”之法无疑是人性的本真得到充分的解放、精神得到绝对自由的一条捷径:使主体和现实世界隔绝。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坐忘”之法也可以使人从精神上忘掉、超越现实,超脱现实世界,也是庄子宇宙观的实质所在。“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篇》)“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篇》)说庄子最终采取的是“逃避”,看起来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其实从实质意义上讲,他号召人们采取的逃避现实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有着无比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人们修养自身,树立陶冶旷达的人生态度,培养乐观的精神和豪放的性格。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引《吕氏童蒙训》说:“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贾谊、嵇康、陶渊明无不受其影响。这种达观超脱的生活态度同样给后世文人以积极的影响。“忧患意识”、“达观超脱”,多多少少代表了中国文人的共性,这不能不说是庄子、屈子给中国文人身上打下的烙印。
    于李白,庄子的最后的腾飞更是成了一种典范,或是冥冥中的一种重复和再现。李白同样完成了他自己的腾飞,使他的漫游也有了一种实质上的意义。李白的漫游应该是开始于二十岁之前。因为有他自己的诗为证:他不仅“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而且还“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不过,进行真实意义的漫游,当在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家乡漫游(蜀中),游历了许多著名的仙山,如青城山、峨眉山等。四川的青城山是著名的道教盛地,峨眉山也给人一种仙境之感,所以喜欢“游神仙”的李白,比较喜欢游历的还是一些传说中与道家有着紧密联系的一些仙山、仙境。“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登蛾眉山》)此处录《中国文学史·二卷》中描述李白漫游的一段文字于后,以说明李白漫游的足迹:“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六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踪所及,几半中国。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快意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韩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如他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他尝自言‘隐不施俗’,说穿了,也就是隐居以求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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